语言的骨骼和血肉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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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信息型翻译和艺术型翻译，归根结底是基于语言的两重性。我在前面已提到过，语言是一种生命体，像生物一样有骨骼也有血肉，各有不同功能，语言的单义性是其骨骼，语言的复义性是其血肉，缺一不能成为语言。科学和偏向科学的语言运用以前者为基础，艺术和偏向艺术的语言运用以后者为生命。

语言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两重性呢？假如人造一个符号通信系统，仅仅是为了传递准确信息，那么肯定应该一组符码严格对应一个词义，任何明码或密码都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任何天然语言却都有十分复杂的词义系统，语言中充满着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的现象，语用又充满着灵活性、模糊性和暗示性。为什么人造系统与天然语言会如此不同？因为前者只需要传递明确单一的信息；而后者是活人说的语言，还需要有情感和审美功能，需要提供生动丰富的语言表述。

没有语言的单义性就没有科学，没有语言的复义性就没有文艺。语言的这两重性质并不限于科学和文艺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生活中使用明确的逻辑性话语其实是比较少的，充满着生活语言的是感受、期望、赞美、叹息、埋怨、责骂、宽恕、亲昵、遗憾、问候、玩笑等等不科学也不精准的表达。

语言既有二性，翻译也就有二性，而且差别巨大。这是在翻译学中语言学派和文艺派分歧的由来。诚然，纯粹而泾渭分明的单义性翻译或复义性翻译都是罕见的，但翻译之分为两大类型是明显的事实。

信息类文本作为信息载体，所承载的是单义信息即语言“骨骼”，视语言“血肉”（情感的、联想的、多义性的、文化的和艺术形式的“血肉”）为赘余，在比较严格的信息类文本如论文里，凡遇到可能有歧义之处还得加写定义以消除之，这样把赘余血肉一一剔除后，剩下指称符号的基本骨骼，活的语言变成单义语言，信息就全属硬性而毫不含糊了。翻译这类文本只要准确传递其承载的信息（译义，或译内容）即可，这就叫信息型翻译。翻译过程中，凡遇到可能有歧义之处也同样得剔除之。就翻译而论这样倒很简单，因为跨语种翻译，本来就只有单义对单义可基本对应，并没有多义对多义的对应方程式。

艺术类文本就不同了，依据和侧重的是语言的复义性、丰富性、情感性、审美性，例如诗就是有血有肉而富于生命力的语篇之典型代表。干巴巴的思想概念或命题都不成为诗，诗的语言特征是有情感，有意蕴，有联想，有风格，有境界，有文化背景和互文性，有艺术形式，有意象性、隐喻性和音乐性，总之是有多义性，由此还有拓展性。诗如果是单义直白的“大白话”，说完其“意义”也随之而尽，毫无余音余味，那就不成为诗，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好诗。我在上课时是这样形容的：简单地说，信息型语言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诗歌语言却是“说一不等于一，说二不等于二”，或“说一不限于一，说二不限于二”。本书前面谈及的诸多译诗问题，如留白，如音韵，如阐释，如“误释”，如“光晕”，都与语言的复义性有关。诗能引起读者最大限度的参与，包括调动读者的心智、情感、体验和想象，其魅力就是复义性带来的。而单义性却排除读者的参与，诗中单义性占比过大会使诗枯燥僵化，失去想象的余地，从而成为非诗。

如果用信息型翻译的老办法来处理诗，来个庖丁解牛，把“血肉”即语言的艺术形式、多义性、活性和一切微妙之处剔除，那么正如弗罗斯特所说，诗也就被翻译剔除了，或过滤净尽了，因为诗就存在于“微妙”之中。如《留白，还是填空？》一文举的例子：“我是曲江临池柳”中的“柳”，意象是微妙的，复义的，是血肉；而当译成“一名伴妓”时，诗就被翻译剔除了。尽管“柳”意象丰富的文化复义无法全面译出，至少也可用一个“weeping willow”意象，尽管其隐喻意义比“柳”意象单纯许多，只剩下了“哀怨”加东方色彩，那终究还是一个诗性隐喻。

这里只说了信息译和艺术译，那么功效译呢？功效型翻译与艺术型翻译区别的关键在于要不要求忠实于源文本，如就所用语言性质而言，两者其实常常是同类的。宣传广告用的语言基本属文艺型，在偏重复义这点上，功效译与艺术译相同（如插入科技资料则偏重单义而与信息译相同）。所以关于功效译只需研究策略，对其语言无须另案讨论。

我们翻译单义信息时，要求言必尽意，尽量使读者能简单明了地接受原文信息；翻译复义信息时，则会言不尽意，需要通过重写，保持和恢复其语言的复义性质，使译文能像原作那样吸引读者参与。难点在于，艺术性源文本的复义性不是你说保持就能保持的。翻译的信道本是只译“单义”的“单行道”，遇到复义无能为力，源语的复义译入另一种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的语言）时走失殆尽。

比如说我在美国看到路旁边有Hood牌牛奶的广告牌：“Father-Hood, Mother-Hood, Child-Hood, EverybodyHood”，利用的是“hood”在英语中可用作词尾的复义性。有一则中国笑话说：有一读别字蒙师死，见冥王；勘毕，罚为狗。别字者曰：“请为母狗。”王曰：“何也？”曰：“《礼记》云：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利用的是汉语“毋苟”二字与“母狗”二字形似的（伪）复义性。这都是复义不可译的典型案例。

且不说此类典型例子，就说最寻常的复义和联想意义吧，每种语言都有海量的词汇、文化元素和互文典故，源语和译入语的复义和联想意义互相巧合的机会少之又少，不过万一。诗的艺术形式和音韵赋予源语诗歌的复义呢，不消说也通不过翻译“信道”。所以简单地要求“保持”原诗复义是很不切实际的。要求于译者的毋宁是要“重写和重塑”原诗复义性的血肉。

而为了能逼真地重塑，译者不但要有手艺，还首先要有对原诗真切的感受和重塑的热情。

上举“Hood”和“母狗”之类不可译的案例，属于文字游戏类的双关复义。诗的游戏性固然不如双关语、字谜、绕口令等强，但诗歌语言的复义性和含蓄性却往往比文字游戏还强得多，复杂得多，不仅双关，而且可以关联四面八方形成“多关”。兼顾双义已很困难，兼顾多义（包括音韵等形式意义）更加困难。但换个角度说，文字游戏类翻译因为是硬性的双义翻译，一条道堵死就干脆不可译了；而诗则属于复杂朦胧的多义翻译，具有较大的弹性，有时可做到或多或少兼顾双义，有时可机动腾挪作些补偿，所以在实践上诗翻译的可行性反而高于文字游戏类的翻译，陷于完全不可译的情况比较少。

诗翻译重点关注语言的复义性，是与信息译相对而言，并不是说诗翻译对语言的单义性就可以马虎。诗翻译看重艺术对象的生命和形态，要有血有肉，但血肉之内也得有骨骼。如骨骼不存，血肉又焉附呢？那结果就会一塌糊涂了。所以正确理解原文，推敲词义，是任何翻译包括诗翻译的先决条件和地基。

勃朗宁有一首颇为著名的诗The Lost Mistress（《失去的恋人》），其中Lost和Mistress二词的词义都不算复杂，大概各有三个主要词义：Lost可以是“失去的”、“迷失的”或“迷惘的”，Mistress可以是“女主人”、“情妇”或“恋人”。但仅此两组三个词义就搭配出9种可能性（3×3），若引申一下，可能性就不计其数了。在我译这首诗之前，国内多种选本上流行的此诗中译文标题竟然是《失恋的姑娘》。Lost本来并无“失恋”之解，Mistress也没有“姑娘”之解。“失恋”是从“迷惘的”这个词义引申出来的：她为什么迷惘呀？肯定是失恋，错不了，而既然失恋，恋人就不能再叫恋人，应该还原为“姑娘”了。

但只要你看懂诗中的情节，或参照一下此诗的语境——诗人勃朗宁广为人知的恋爱故事，就知道诗中失恋的独白者不是姑娘，而是向姑娘求婚的男主人公，即诗人勃朗宁的化身。这首诗作于勃朗宁初次向伊丽莎白求婚遭拒之时，女诗人伊丽莎白因自己病残不敢奢望爱情，婉拒了勃朗宁并规定“只能做朋友”，主人公从而失去了恋人（后来勃朗宁靠锲而不舍的真情最终收到了回报，但那是后话）。虽然勃朗宁把这件事写成了一首戏剧独白诗，但作者个人的情感和体验在诗中是非常明显的，总不至于让读者（译者）连主人公的性别都弄倒错了吧。语言的骨骼这么一倒错，译诗的内容也可想而知了。

所以译诗重视语言的血肉和艺术形相（这相当于一个人的面貌、身材），绝不是说可以忽视语言的骨骼。骨骼错位导致整体的畸形，那整个外貌还能好看得了吗？这也许是笔者一点多余的说明。

本书中的多个题目都是围绕语言的信息型和艺术型展开的，因为我平日里经常感到，许多译者并不了解或很不注意二者的差别。为了展示一下二者的不同面貌，忽然想到一个形象化的例子（虽然不是一首诗）。

在这本《译诗漫笔》之前，我曾把“比较诗学”的讲稿编写了一本《诗海游踪》出版，并给它拍过两幅不同角度的“小照”。研究生们说这两幅“小照”非常好玩，反映了“诗性”和“信息性”的鲜明对照。《诗海游踪》和《译诗漫笔》本是姐妹篇，源自我最受学生欢迎的两门课“比较诗学”和“翻译学”，二者讨论的都是跨语言、跨文化问题，姐妹关系是很亲密的。我想到的，就是把“姐姐”的小照贴在下面。

《诗海游踪》的第一幅小照是她的目录。这本讲稿的风格和《译诗漫笔》一样是散文体，虽也含科学成分，但主体包括语言风格都属艺术型，目录呈现的是该书的本来面貌：

1．探海之旅（代前言）：海风的召唤／诗海交汇／“没有金羊毛”／自讨苦吃，沟通诗海航路；

2．语言之屋和望星空：存在和栖居／魔术师的徒弟／语言之屋／“说”和“被说”／自然的星和语言的星／是桥梁也是囚笼／可持续栖居性；

3．比月亮：“中国屋”和“圣母送子”／谁家的月亮圆／“月狂”及其表现／月亮格式塔／月的形相与家族观念／波阿斯的梦；

4．花之语：不一样的花语／花与情操／看不懂的异国花／咏海棠、苹果花诗比较／花意象的性别色彩／伪男性、伪女性及其辨析；

5．诗人何以孤独：“余情信芳”和“孑然孤立”／心怀社稷和个人本位／玛格丽特组诗与异化主题／酷似绝望的盼望／伤痛如何化为珍珠；

6．渔夫和鱼的故事：“斜风细雨不须归”／“她半拖半诱，他半推半就”／两个母题中包含的张力／自然“宜人”还是“诱人”／“鱼乐”和鱼的思辨；

7．山与海的对话：“观沧海”和“海始于斯”／地理环境的熏陶／高山仰止和“没什么意思”／山的吸纳，海的挑战／人与自然：和谐与敬畏；

8．存在的苦难和存在中的爱：读诗个案讨论／不轻易看破人间价值／“说话人”及其语调／多层次的意义和意味／诗人的热心肠／诗是对存在的求索，但不是存在的解；

9．迷狂与禅境：两种灵感模式／“我发烧又发冷”／“满船空载月明归”／另样的狂和醉／／两种张力结构／“你来自天堂或地狱？”／“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两种自由观／“任性的心，你要什么？”／“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无地可枕我的头”；

10．后记：延宕的旅程／作中西诗比较有什么意义？／乘风漂泊吧，诗帆。

（《诗海游踪：中西诗比较讲稿》，飞白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目录）

第二幅小照是报给学校社科处的大纲，这是诗性的《诗海游踪》翻译成信息型文本后的模样。可以看出，这种“跨型”翻译（从艺术领域译入科学领域）使用语言不同，其跨度比跨语种翻译还大，简直像是体检时X光拍照，咔嗒一声一个活人就变了骨骼：

本书是“比较诗学与文化”科研课题最终成果，原为飞白在美国尔赛纳斯学院（Ursinus College）、浙大和云大授课的讲稿，由本人择要选编并从英语译成中文。全书十章，以诗为素材，论述语言与文化，普适主义与相对主义，社会历史与文化心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儒道互补与基督教异教互补，东西方诗学之灵感模式、张力结构和自由观等问题，旨在沟通中西，行文上则同时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除前言后记外，本书主体部分八章均曾作为课题阶段性成果发表。内容提纲如下：

1．前言：说明本课题的缘起与指导思想。

2．语言之屋和望星空：讨论语言与文化的生成及其对文学和意识的巨大影响，探讨“言说”和“被说”、“创世”和“陈言”的关系，探讨诗化哲学和诗的人文关怀。

3．比月亮：以“月意象”为例，讨论历史积淀与文化心理，以及跨文化传播中的意象变形。作者认为：意象、隐喻与象征在民族文化中的生成是“历史”的，与能指所指关系相似而具有任意性，而诗人的贡献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4．花之语：比较中外诗歌中的审美心理与伦理因素，重点关注男性中心语言体系对诗和文化的影响，深入辨析诗中的“伪男性”人格和“伪女性”话语，作者支持女性主义观点，但主张持论应当“适度”。

5．诗人何以孤独：通过孤独主题，比较中西文化与诗的集体（伦理）本位与个人（存在）本位，讨论交流／理解的需求与障碍，对孤独的救赎，以及诗的社会性与非功利／准功利性间的关系。

6．渔夫和鱼的故事：研究中国诗中儒家道家的对立互补关系和西方诗中基督教异教的对立互补关系；比较中西自然观，指出其“宜人”与“诱人”的区别；比较中西人生观，关注其“超脱”与“超越”的区别。

7．山与海的对话：考察地理环境与生产模式对民族审美取向的模塑作用，文学原型与传统的生成发展及其稳定性；本章继续比较中西自然观并兼及生态批评。

8．存在的苦难和存在中的爱：从共性角度讨论诗的本质属性和对文学文本应如何深入解读，认为在各国千姿百态的文化色彩之下，在深层次上文学创作、批评和解读的核心都应当是人文关怀，以此与前文呼应。

9．迷狂与禅境：从中西诗比较中归纳出三大区别，即：两种灵感模式（迷狂模式vs禅境模式）、两种张力结构（十字模型vs圆模型）、两种自由观（纵情发挥vs免受骚扰）。认为不同气质的诗传统需要互相理解沟通，达到互补和互相启发。

10．后记：探讨在多元文化时代中西诗比较和对话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