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起来不像译文”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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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译文读起来不像译文，流畅得简直就像用本国语写的一样，这肯定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了。名家傅雷就一再表明过这是他的翻译标准和理想：“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使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
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奈达也持同样立场，他主张翻译要达到最贴切、最自然的功能对等，翻译的最高标准是“使译文读者完全能像原文读者理解欣赏原文一样地理解和欣赏译文”。
读者中的绝大多数肯定拥护这一主张，因为读译文最怕的是佶屈聱牙的“翻译腔”，实在叫人难以卒读，我之怕读此种译文也和大家一样。谁不欢迎译文读起来很“顺”，贴切自然，就像用本国语原创的一样呢？这作为对译文的最高赞扬似乎无可置疑。
因此，读到本雅明的观点又觉得很另类了。本雅明认为：“说一篇译文读起来就像是用本国语言写成的一样，并不是一种最高的赞扬。”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译文读起来很“顺”，就有遮蔽原作的嫌疑，而“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蔽原作，不挡住它的光”。
另类的还有一个鲁迅，他曾接连写多篇文章质疑“顺”的翻译，而主张容忍“多少的不顺”。在《“题未定”草》中鲁迅写道：
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其实从本质上说，外国作品的译文既是一种“他者”，读译文的味道就不可能和读本国语原创作品一模一样。译文读起来如果完全没有洋气，西餐的味道吃起来如果和中餐一模一样，星巴克喝起来如果完全像是铁观音，就说明译者选择了彻底归化的取向，已经把原作修理得面目全非了。由于原文作品是植根在其本国语言和文化土壤里的，字里行间有大量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网络链接”，包括文化性的和互文性的语境链接，共同构成一部作品的意蕴。经过翻译，这些链接几乎全部断开，哪怕是带洋气的译文也只能做到局部的修复，而在“没有洋气”的译文中这些链接则将无一幸存，那译作还能像原来的作品吗？所以，即便是倡导“化境”的钱锺书也认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奈达同样承认他提出的翻译最高标准“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既然“不可能达到”是事实，那么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译者要不要把“全力求顺”作为优先取向。在这点上，即在“归化／洋化”这对矛盾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如上所述，许多著名译家是全力求顺的；鲁迅和本雅明是明确主张保存洋气的，当代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从翻译伦理角度出发，明确提倡“存异”，反对“求同”归化。
这样，译文到底是归化求顺还是保存洋气，是求同还是存异，便成了一个抉择难题而摆在译者面前了。求“顺”代表的是大众的取向，“存异”虽代表小众，但有翻译伦理为支撑。译者该何去何从呢？
就我而言，却从没受到这个难题的困扰。我只按我一贯的方向译诗，以“体现原诗风格”为既定目标和优先取向。结果得到的反馈却有点意想不到。曾见到网上评论，大意是说：读飞白译诗觉得表现参差不齐，很觉奇怪——同是这一个译者，不知为何有时译得很流畅，有时又佶屈聱牙，有时语言优雅，有时又甚为艰涩，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文笔，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位读者有眼力，捕捉到了我译诗的特点：既不一味求“顺”，也不一味求“异”，而是一人扮演多重角色。经这样一点明，我回顾了一番我历来所译——顺的和不顺的、洋气的和土气的——译文。不能详作盘点，且略举数例。
例如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不消说，风格是顺的也是土的：
是谁在我的闺房门口？
当然是我，芬德莱说；
别呆在这儿，你赶快走！
难道当真？芬德莱说。
干吗你这样偷偷摸摸？
你出来看，芬德莱说；
等不到天亮你要闯祸，
真要闯祸，芬德莱说。……
（Wha is that at my bower door?
O wha is it but Findlay?
Then gae your gate, ye'se nae be here!
Indeed maun I, quo' Findlay.
What mak ye sae like a thief?
O come and see, quo' Findlay;
Before the morn ye'll work mischief;
Indeed will I, quo' Findlay…）
译法国象征派大师马拉美，要表达他那种努力趋近纯诗理想的风格，肯定就既不顺也不土了：
肉体含悲，唉！而书已被我读完。
逃避吧！远走高飞！我感到鸟儿醉酣，
飘在陌生的海沫和天空之间！
任何东西，不论是映入眼帘的老花园，
夜啊夜，不论是我凄冷的灯光
照在保卫着洁白的一张白纸上，
或是给婴儿哺乳的年轻的爱人，
都留不住这颗海水浸透的心。
（La chair est triste, hélas! et j'ai lu tous les livres.
Fuir! Là-bas fuir! Je sens que des oiseaux sont ivres
D'être parmi l'écume inconnue et les cieux!
Rien, ni les vieux jardins reflétés par les yeux
Ne retiendra ce cœur qui dans la mer se trempe
Ô nuits! ni la clarté déserte de ma lampe
Sur le vide papier que la blancheur défend…
Et ni la jeune femme allaitant son enfant.)
即便是译古代诗人，风格也不一定全属古雅深奥，如罗马大诗人奥维德在两千多年前，就用当时口语化的拉丁文开启了“顺”的一派：
如果人们当中有谁不懂爱的艺术，
请读我的诗吧，一读就能精通。
快船靠艺术航行，轻车靠艺术驾驭，
爱情也只有靠艺术才能成功。
（Siquis in hoc artem populo non novit amandi,
Hoc legat et lecto carmine doctus amet.
Arte citae veloque rates remoque moventur,
Arte leves currus: arte regendus amor.）
而现代派先驱的英国诗人霍普金斯，写的却不大像白话，其语言之别扭不顺使他别创一格：
野性美，勇，行，风，傲，羽，都在此
扣合！于是从你迸发的烈火
化成亿万倍可爱可危，呵，我的骑士！
这不奇怪：劳作使犁沿犁沟闪烁，
蓝而冷的余烬，我亲爱的呵，
凋落，辱没，把金的红划破。
(Brute beauty and valour and act, oh, air, pride, plume, here
Buckle! AND the fire that breaks from thee then, a billion
Times told lovelier, more dangerous, O my chevalier!
No wonder of it: shéer plód makes plough down sillion
Shine, and blue-bleak embers, ah my dear,
Fall, gall themselves, and gash gold-vermillion.)
诗的世界百花齐放，风格人人不同。风格译的目标就是努力呈现诗风之争奇斗妍，而不是把不同风格纳入同一规格、同一模子，哪怕是“好”的模子，如“顺”或“流畅”。
源语的洋气是应当尽可能保存的，译入语的基本规范也是应当遵守的，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不应当把“顺”或“流畅”（或“雅”）之类视作译文应当追求的统一标准。我译诗也绝不会为顺而顺，或为雅而雅，或为土而土，或哪怕是为美而美。因为，诗人必须具有他自己的风格个性才成其为诗人，而上述这些性质却不是每个诗人都同样具有或同等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