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ear's Eve与除夕夜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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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4年春，我在外研社出版《哈代诗选》时，编者对我将New Year's Eve一诗的诗题译作《除夕夜》多次提出异议，指出：“除夕”在中文里指的是农历年最后一天，而英文New Year则指的是阳历，双语表述不对等，会给我国读者带来不便。因为毕竟中国人对除夕一词有着固有的传统认识。

我觉得这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便借此契机，对这个翻译学难题作了一番梳理，复信如下：

首先，请容许我对你们的敬业精神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表示敬意和谢意。我接触出版工作近六十年，自己也有任主编的体验，感到外研社的编辑流程（四校）和细致程度都是首屈一指的。在你们这里出版特别感到放心。

关于New Year's Eve的翻译问题，这属于“归化译”vs“洋化译”（通常称“异化译”，我授课时为求其易解而用“洋化”形容之）问题，是翻译学的老问题。翻译因跨语言而产生“直译vs意译”的矛盾，因跨文化而产生“洋化vs归化”的矛盾，除了简单的科技翻译外都免不了。

我本身教翻译学和比较文化学，很清楚归化与洋化这对老矛盾，以及equivalence（等值）之不可能原理。虽然在翻译实践中“归化译”占一定优势，但我本来是明显地倾向于“洋化译”的。你们提出New Year's Eve与“除夕夜”文化上不对等的问题非常正确，我对此也有同感。前晚接电邮后我尚未及核对文稿，就先初步回复说：“关于New Year's Eve的译法，如仅出现在诗题，或尚有通融调整的余地；如也出现在诗行内，则（因拘于格律）可能很难变通。”我这样说是认真的。后经核对，虽明确了本书中仅诗题出现“除夕夜”的译法，但经斟酌比较后，最终对该题还是决定保留原状，不作调整改动。正如我在《哈代诗选》前言的结束语中所说，“译诗永远是一种在得失取舍之间‘患得患失’的艰难选择”，以下将我对得失取舍的考虑向你们作一汇报，以表对编者的尊重。

作为诗题，我考虑了洋化译法《新年前夜》作为替代的方案。这是逐词译出的直译，其优点是比较准确，并剥离了（可引起麻烦的）文化载荷。在这方面，《新年前夜》对《除夕夜》无疑占有优势。

但译为《新年前夜》也有它的问题：首先，这已属于“解释性翻译”，不像个名词而稍嫌啰嗦。中国人是喜欢简明的，如Christmas Eve本来译作“圣诞节前夜”，但群众不买账，终于把它改为“平安夜”了。而译诗却是一切翻译中最倾向于简洁的，在这方面，简洁的《除夕夜》占有优势。

其次，从风格方面比较，《除夕夜》有诗性积淀；若译为《新年前夜》则缺乏文化底蕴，新闻风格过浓了。译诗和所有其他类型的翻译不同，需要诗性积淀作为土壤，而新闻风格是译诗之大忌。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言而喻，会多选用有诗性积淀的词语，如烛（vs电灯）、鸿雁（vs野鸭）、信笺（vs手机）、晚钟（vs闹钟）、梧桐（vs麻栎）、鹧鸪（vs松鸡）、秋千（vs跑步机）、驿站（vs宾馆）、关山（vs隧道）等等，而诗性积淀中的归化因素总是很丰富的。在这方面，《除夕夜》也占很大优势。（当然我并不是要求译文一味古雅，有时诗人也会反其道而用之，翻译应视原作风格为转移。）

根据“equivalence之不可能”原理，从文化角度审视，则不同民族的接受必植根于本土文化背景，哪怕是从同样的信息也不可能获得同等感受（如中英文“红／red”、“狗／dog”等词含义不同，是研究生一写论文就特爱重复的老调常弹），更不必说换文化符码造成的移位（shifts）了。我们所主张的只是移位不要过火而变成了越位，如把San Francisco译成“旧金山”，电影片名“Waterloo Bridge”译成“魂断蓝桥”、“Rebecca”译成“蝴蝶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译成“巫山云”，（宋祖英美国演唱会上）“牛郎会织女”译成“Satyrs meet Nymphs”之类（其中当然有实用化、商业化因素）。你瞧瞧，好端端一个牛郎，变成头上生角、脚下长蹄、发狂撒野、追逐女性的“Satyr”，实在是匪夷所思（不过若逐词译成“Cowboy”也会造成荒诞效果）。

“归化译”在实践中占一定优势，奈达显然比韦努蒂更易得到读者认同。虽然我本人倾向“洋化译”并且（除功效译范围外）一贯不赞成奈达的“dynamic”（灵活）翻译理论，但既然任何翻译都是两种文化的联姻，就不可能完全“一边倒”，假如生搬硬译则根本不成其为翻译。许多场合还是必须妥协于归化，或甚至是“归化没商量”的。例如goose flesh的“goose”，中译要归化为“鸡”（而不译为“鹅皮疙瘩”），“know sth like the back of one's hand”要归化为“了如指掌”（不可译为“了如手背”），又比如各种语言对“下大雨”形容方法不同：汉语说的是“倾盆”，德语说“倾壶”（wie aus Kannen），西班牙语说“倾坛”（a cántaros），俄语说“倾桶”（как из ведра），英语则别出心裁说是“倾猫狗”（it rains cats and dogs）。若不作归化而译出“倾壶大雨”之类岂不闹笑话，读者也不接受。尤其是诗翻译，比不得生硬的科技翻译，毕竟翻译是为了沟通，往往不得不在小处妥协。于是我一反自己一贯的基本论点，今天在此为一定限度内的、必要的“归化译”辩护。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洋化译虽逐渐风行，归化译仍并行不悖，不可能一条腿走路。归化译的例子俯拾即是，如：“A foot”译“一英尺”，假如坚持不接受归化，则只好译为“一脚”或“一英脚”了！

“博士”本来是皇家顾问或编纂，“学士”也是一品文官，用以翻译PhD和Bachelor岂不非常荒谬？难道苏学士东坡只有本科毕业水平么？但用多了早已见怪不怪。

中文中的“元旦”，几千年来指的都是传统农历每年的第一天，但现在却已用以指代New Year's Day即公历每年的第一天了。就连中文这个“年”字，本来也只指农历年，不能兼指公历。但引进公历后，现在说的“年”已经定为365天，以公历为主了；不仅历法为然，现在说的时间也从中国传统计时法改为国际通用计时法了。所以，查任何英汉词典，New Year's Eve都译作“除夕”及“除夕夜”；查任何汉语词典，“除夕”除了指农历全年最后一天外，也都解作“泛指一年的最后一天”（有的还加注“使用公历历法国家的除夕在公历12月31日”）。由于人所共知英国是使用公历历法的国家，那么哈代说的除夕显然是指公历12月31日，不可能指中国农历除夕；又由于我们这本书是中英对照本，读者两相对照，也不会发生误解。

又如“圣母”，指的从来都是中国女神，如“瑶池圣母”（西王母），同时也兼指皇太后（因为中国皇帝是“天子”）；可是自从用以翻译Virgin Mary后，如今却几乎变成基督教专用称呼了。但只要双语一对照你就知道这个译法本来不对号，很离谱。我因年长一点，对中国传统用法比你们熟悉，所以不仅对“除夕”，就连对以“元旦”对译New Year's Day也觉别扭，对以“圣母”对译Virgin Mary更觉得别扭非常（不是一般别扭，而是满拧，北京话说“猴吃麻花——满拧”，就是专门跟你拧着劲儿来），但也只好顺应国际化趋势。我讲授“比较诗学与文化”课，就是专讲此类的别扭和拧巴事。遇到你们可说是有同好。

还可以补充一点：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归化力，与英语对比，汉语／中文的归化力显然更为强大。这是汉语古老的根基和深厚的文化土壤使然，形成了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态，仿佛一切事物我们中土都“古已有之”。这和英语的好奇（wonder）心态成为对照。体现在翻译名词引进上有鲜明的差别。

例如汉语自古已有“猩猩”一词，后来引进其他类人猿名称时，就都归类于原有，仅加一修饰语而成为“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近年为了匹配，竟把古已有之的猩猩也加上“红毛”的修饰语。而英语则不然，英语原来全无这些词，他们首先是对大猩猩起了个希腊名gorilla（毛人族），后来续有发现，wonder之余，又从当地班图语和马来语原样引进了chimpanzee，orangutan（森林人），bonobo。英语的wonder心态也同样表现在引进kangaroo，jaguar，alligator，caiman等物种名称上。汉语翻译却把新发现物种全都归入“古已有之”的物类。alligator和caiman的归入“鳄”类当然是没错的，但有些归类却不妥当，如土豆，或称洋芋，其实归入“豆”类或“芋”类在植物学上都是不对号的，袋鼠的归入“鼠”辈也满拧；而jaguar若归类“虎”族可显其威猛，若归类“豹”族则显其斑点文章，译“美洲虎”或“美洲豹”至今莫衷一是。

正是由于这种心态，所以外来事物进入中国，往往要嫁接于本土事物才能成活，连耶稣圣诞节也要贴上个“圣”字嫁接于中国圣人。在西化大潮冲击下，汉语／中文的归化特性已经大为减弱，不再坚持按“古已有之”的思路命名外来事物，早年间火柴叫做洋火，水泥叫做洋灰，如今艾滋病不再叫“洋瘟病”，克隆也不再叫“洋分身术”了。想当初tomato译成“番茄”，如今cherries居然译成“车厘子”，真是今非昔比。但中文的归化潜力仍是不可低估的，如欧盟统一货币问世，“Euro”一名通行世界各国（日语也照拼为“ユーロ”），唯有中文叫做欧“元”。

最后，就这首诗而论，中国读者对“除夕夜”抱着“农历除夕夜”的“前理解”来接受，对诗的欣赏理解并无妨碍，反而大有助益。因为诗中说的是到了年终上帝要盘点工作，辞旧迎新。农历到了年终，不也有灶王爷上天汇报、天上人间辞旧迎新等等概念吗？历法虽不对等，思路却属同类项，因而是不相冲突的。

于是，翻译毕竟没有双方并轨对接的高铁可搭直通车，而只好在拧巴中前行。每种文化有自己的文化“格”（grid），拧巴是不同文化“格格不入”造成的。遇到这种“方凿圆枘”现象，只能在文化交流中磨合，或是外来概念磨削掉一点，或是本文化的“格”扩大一点（这要靠群众的语言实践来决定），慢慢地也就兼容了。那就让这种拧巴在不断扩大的文化交流中渐渐磨合吧。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汇和反应，所以不得不考虑两面。翻译中取向（bias）的选择，大都也只是偏重一侧而已，不见得就要排除另一侧。作为一座桥梁就要跨两岸，如果你只跨一岸而不跨另一岸，不是就掉到河里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