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译诗漫笔》第四辑,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散文是走路，诗是跳舞。对走路而言首要的是实用目的，风格是次要的；但跳舞却是艺术，不是为了跳到某个目的地去，因此风格、风姿高于一切。既然如此，译诗就应以“怎么说”统率“说什么”。这是首先要针对译诗提出“风格译”的原因。
马雅可夫斯基诗的音韵和意境
按：从此篇开始的第四辑是旧作，曾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报刊发表。“译诗漫笔”是其中前三篇发表时所冠的系列名，现为本书沿用作为书名。
此篇是“译诗漫笔”系列的第一篇，它于1981发表后引起热议，受到主张诗歌直译的译家们批驳，这场争议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有论辩背景，我的第二、三篇“译诗漫笔”陈述的虽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所举译例偏重了译者的灵活机动，强调得也许略为过分；而从众采用“传神”、“神似”等用语，也稍嫌空泛。其实我不认同奈达式的灵活对等，我对诗作者和原文都十分尊重，译诗殚精竭虑刻意求似，灵活机动是非常有限的；我也不反对合理范围内的直译成分，我强烈反对的只是把诗翻译纳入信息译的范畴。
我近期写的本书前三辑更为清晰系统地阐述了我的译诗观，因此把早期所写的编为第四辑放在本书之末。编入时只作了少许技术性的订正。
编者同志命我写一点翻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的体会，我拖了一年多，才勉强提起笔来。因为我的体会本来不成章法，要说有点体会的话，也无非是印证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么一番话而已：“译诗是难事，译我的诗尤其难。……它像文字游戏一样，几乎是不可翻译的。”
译诗难，难在哪里？打个简单的比方吧。我觉得，诗的音韵、意境，这可说是诗赖以飞翔的双翼。在诗的本国语言中，它们本来是诗身上有机的一部分，就像鸟翼长在飞鸟身上那么自然和谐，共同构成了飞鸟的——也就是诗的美。可是一经翻译，特别是如果把诗逐字逐句直译出来，原文的音韵这一翼就将损失百分之百，而意境这一翼也往往会羽毛飘零，面目全非。看起来鸟的身子仿佛并无出入，有头有尾，但是诗已经丧失了飞翔的能力。怎样在译诗的时候，尽量保留诗之所以为诗的双翼？这恐怕是每个诗歌译者都会面临的难题。
至于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尤其难”，是因为马雅可夫斯基在音韵上下了超出前人的功夫，而马诗的意境也比较奇特的缘故。他在音律上刻意求新，提炼出了“史无前例”的韵脚，使马诗属于音乐性最强的诗之列。但是由于汉语的音节比欧洲语言单纯得多，译成汉语时实在难以表现马诗的奇韵。这里我们先举一个韵脚最简单的例子。《访美诗抄》中的《梅毒》一诗，描写资本家用金钱引诱一个美丽的黑人女子，这一节诗直译出来是这样的：
空了许久的
肚子
和重量级选手——贞洁
格斗。
她
明确地决定：
“No！”
却含糊地说道：
“Yes！”
这一节诗的妙处，本来在于第一、第二行的俄语韵脚分别和第三、第四行的英语韵脚押韵。（这里所说的“行”不是指楼梯诗的一级，而是指完整的一行。）现在直译之后，韵脚就失落了。幸运的是，只要略作调整，在汉语中也碰上了还算适当的韵脚：
贞洁
和空了许久的肚子
格斗，
一方是重量级选手，
另一方
也是。
她
明确地决定：
“No！”
她
含糊地答应：
“Yes！”
用“格斗”和“No”押韵（还有腰韵“选手”衬托之），“也是”和“Yes”押韵，同原诗abab式的交叉韵格式一致。这是可以说明马诗用韵特色的最简单的一例。
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马诗的韵脚，都是朗读时需要强调的字眼，在很多场合下甚至可称为“诗眼”。马雅可夫斯基说：“我总是把最有特色的字眼放在行末，而且无论如何要给它押上韵。”他还把诗行比喻为导火索，把韵脚比喻为火药桶，“诗行冒烟到了末尾，引起爆炸，于是整座城市随着那节诗，飞到空中。”（《与财务检查员谈诗》）炸毁城市，固然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但这样的韵脚有声有色，有时能震撼人心，有时能引起哄堂大笑，这倒是毫不夸张的。请看：
走向电话机时
一副尊严的仪表：
“谁找我？”
“某某同志找！”
一瞬间，
嘴
换上了甜蜜的微笑，——
看起来
简直不是嘴，
而是奶油蛋糕。
（《伊凡诺夫同志》）
轻勾数笔，伊凡诺夫媚上压下的神态已经跃然纸上，而最后那个韵脚“奶油蛋糕”恰恰起了“火药桶”的作用。马雅可夫斯基说他提炼的韵脚像居里夫人提炼镭一样，指的正是这样一种韵脚：它音响奇特，色彩鲜明，含义深长，像相声演员最后抖开“包袱”似的，一亮出来就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为了把最有特色的字眼放在行末，马雅可夫斯基惯于采用倒装句法。他是掌握语言的能工巧匠，语言到了他手里，就像烧红的铁到了铁匠锤下一样服服帖帖，或弯或直、或圆或方，变成了他所需要的形状。例如他对那些不断攻击他的无产阶级诗人们这样说：
我唾弃青铜——
沉甸甸的堆，
我唾弃大理石——
滑腻腻的坯；
我们都是自己人，
我们将平分荣誉，
就让那
战斗中建成的
社会主义
作我们
公共的
纪念碑。
（《喊出最强音》）
译文中“沉甸甸的堆”和“滑腻腻的坯”，就是模仿原文中那种锤炼得改变形态的奇特语言的，诗人借此对争名夺利表现了强烈的鄙视之情。而“坯”与“碑”这两个响亮的韵脚互相对照，又突出了鄙夷与庄严两种境界的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和“纪念碑”这样常用的名词，在读者面前高大了起来。假设翻译的时候把这种变形的、不顺的句子“顺过来”，变成：“我唾弃沉重的青铜，也唾弃滑润的大理石，……”那就显得平淡多了，也就不像马诗了。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马雅可夫斯基形成自己的音韵特色，和他充分开发俄语的音响“资源”有关。俄语是词尾变化最复杂的语言之一，它的音节较多，辅音连缀较多，还有一个特点是句子倒装的可塑性特别大。马雅可夫斯基把本国语言的这些特色运用到诗的音韵中去，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一种巧妙复杂的谐声韵1，例如他用“铁锤和诗”（молоти стих，俄语发音为“摩洛特依丝济赫”）和“青春的”（молодости，发音为“摩洛多丝济”）押韵，这很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在俄语中这种韵脚是“无人用过的，韵书里也没有的”，而在语言特色全然不同的汉语中，则是无法复制的。那么，在译文中怎样表现马诗谐声韵的特色呢？我看，只有从汉语本身的音韵富源中打点主意，挖点潜力了。因此我不满足于仅仅能押上韵，还分别不同场合，采用了平仄、四声、四呼（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等谐音手法，特别是按照马诗的特点，重视声母的音响效果，以加强韵脚的声音形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押了一些“马式”的多音节韵，如“发霉——画眉”“塔里尼柯夫——哪里能欺负”之类。
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还把介词、连接词等虚词放在行末，用以押韵，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韵脚”了，因为就连弹性很大的俄语句法，也不允许这样倒装的。我在译文中仿照这种手法，成功的例子不多，而这些搞成的例子却都受到了责难。如在《找袜子》一诗中，诗人描写商品质量低劣，找来找去买不到合适的袜子：
好吧，
这只袜子
倒挺合乎……
穿在脚上，
紧紧绷住，
哧啦！
袜子开了
一排窗户，
大中小
脚趾
一齐冒出。
又如《爱情》一诗中，马雅可夫斯基这样描写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影响了青少年：
有其父母，
必有其子女：
“父母算得了啥？
我们
也不次于！”
好心的同志们向我指出：“合乎”、“次于”等虚词不能用于句末，必须移到前面去。其实马诗中这样用法俯拾皆是，遗憾的倒是译文中体现得太少了。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奇句险韵的制造家”，为了搜寻出人意料的韵脚，他每天花费十至十八个小时，嘴里几乎永远在念念有词。译诗时，为了要译出一点马诗的风味，译者也常常要念念有词，把一节诗颠来倒去，像揉面团似的揉上几十遍才成。就以《百老汇》中的一节诗为例，来叙述一下译诗时推敲韵脚的过程吧！这节诗表现的是作者初到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大街的观感，有意渲染了“土包子进城”的气氛。直译出来是这样的：
灯光
像要
挖穿黑夜，
我向你们报告：
好一片火焰！
向左看——
妈呀妈呀！
向右看——
妈妈我的妈！
这样的译文还不是诗，而是毛坯。得找出最有特色的韵来。于是我在第一行之末添上“挖呀挖呀”，来和第三行的“妈呀”押韵，这倒挺别致，又谐声，颇有马诗风味。但二、四两行押什么韵好呢？琢磨许久，找到“一片焰火”可押“妈呀的我”，但倒装得太别扭，听不懂。卡壳多天，后来终于改成下面这样，韵脚和语气都比较能表现那种眼花缭乱的情景了：
灯光想要
挖穿黑夜，
挖呀挖呀！
我向你们报告：
简直是一片辉煌！
往左瞧瞧——
哎哟妈呀！
向右望望——
哎哟我的娘！
译诗时要受到意境、音韵的制约，常常顾此失彼，左右为难，似乎极不自由；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诗歌译者却又享有散文译者所没有的自由——更大程度的重新创作的自由。正因为译诗不能照搬原文，就不得不在原诗的基础上，酝酿新的韵脚、新的排列，甚至新的形象。如《魏尔伦和塞尚》中有一节诗，我是这样翻译的：
思想
可不能
掺水。
掺了水
就会受潮发霉。
没有思想
诗人
从来就不能活，
难道我
是鹦鹉？
是画眉？
其中，“画眉”在原文中本是“火鸡”。火鸡变画眉，译者似有从中“中饱”之嫌，起码也太自由了吧？且听译者的理由：原文采用“火鸡”（индейка）这个形象，是和已经变形为贬义词的“思想”（идейка）一词谐音的。可是汉语一般不能靠词尾变化来表示褒贬，译者只得加上“发霉”一词来表现贬义色彩，同时也就把“火鸡”这一韵脚改成“画眉”，与“发霉”谐音。从汉语角度看，画眉与鹦鹉同类，用来比喻没有思想的诗人，大概还不算离题吧？
别光看十几斤的火鸡翻译成了二两重的画眉，我也可以举出在翻译中由小变大的例子。如《肉市大街·婆娘·全国规模》一诗中，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到处滥用“全国规模”的极大数字的现象，连病人发高烧时，也把三十九度夸张到“三十九千度”（按原文字面为“三十九千度”，这是外国计数法）。翻译时，我运用了诗歌译者的自由权，译成“三十九万度”，这并不是想给他的夸张层层加码，而是为了忠实于原文的效果，需要保留“三十九”这几个关键字眼，使读者从直觉上明白这是从高烧三十九度夸张而来。反之，如果硬要忠实于数学，译成“三万九千度”，倒叫读者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了。
在诗行排列方面，译者也不能不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如诗人横渡大西洋时写的《大西洋》中的一节，原文排列是这样：
一连几星期
用大力士的胸膛
（有时勤恳工作，
有时烂醉如泥）
喘息着
而又轰响着
大西
洋。
这么长的句子，主语直到末尾才出现，汉语不能像这样倒装；再说，两种语言节奏不同，原文一个“洋”字就有三个音节，译文如也把“大西洋”三字拆成两行，就感到很难朗诵。经过一番调整，而又保留了“大西洋”作为韵脚的位置不变，译文变成了如下排列：
一连几星期，
它鼓起大力士的胸膛，
有时轻轻叹息，
有时隆隆轰响，
有时勤恳工作，
有时醉得
不像样，
啊，
大西洋！
即使是主张直译的鲁迅，也认为在尽量保留原文的丰采，输入新的表现法的同时，诗歌译者是有“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的自由的。我在这类问题上，其实还相当拘谨，因为功力不够，我一般不敢像国外一些诗歌翻译家那样大胆发挥。
以上谈的多半是音韵的一翼，下面再侧重从意境方面分析一些译例吧。这儿是反映苏联卖淫问题的《救救！》一诗中的两行，是直译的：
看吧和听吧：
腐朽的笑声，
饥饿而尖利的
目光。
诗人写的是因生活困难而卖淫的阶级姐妹。但译文未能把她们的笑声和目光形象地传达给读者。笑声，还不能响在读者的耳边，目光虽然具体一点，也还欠鲜明突出。一句话，诗还没有活起来。看来，要表现原诗的意境，还得先品味品味其中的音响和画境，感受感受诗人的情怀，并把诗人的情怀寄托到音响和画境中去。这两行诗经过几次修改，译成这样：
听吧，
下流的笑声
脆，
看吧，
饥饿的目光
如锥。
这样，笑声听得见了，目光也看得见了。这是被迫装出来的笑声，这是搜寻生路的目光。起初几稿，曾把“腐朽的笑声”简单地译成“下流的笑声”，但这样总觉得意境不大对，因为从上下文知道，这些妓女在诗人眼中是阶级姐妹，这种情景使诗人感到心碎。后来加上一个“脆”字，才好了一点，这一字注入了感情色彩和所需要的音响效果。
翻译马诗，总得要努力译出马雅可夫斯基那种豪放、新颖而奇特的风格意境，不能译得和别人的诗一样味道，哪怕是风格和他比较接近的诗人，如涅克拉索夫或惠特曼，也不能有所雷同。再拿马诗本身来说，也并不是一种腔调的，有从粗犷到隽永的各种情趣、色调和层次，切忌译得千诗一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可能充分展开，那就仅抽他几节描写海景的诗，以窥其一斑吧。在《大西洋》中，诗人极目远望，胸怀宽阔。马雅可夫斯基豪放的诗人气质，与空间时间都仿佛无止境的大西洋发生共鸣。于是信手拈来，连一个普普通通的“水”字，也获得了新的意义，产生了饱满雄浑的境界：
左舷，右舷——
大块的水
奔驰后退，
巨大得像
历史的年岁。
我头上是鸟，
脚下是鱼，
而周围——
全是水。
在西欧风景区写的《诺德奈》中的海景，情调却完全不同，充满着盼望风暴而不可得的沉闷，但沉闷中又有对资产阶级浴客的揶揄。催眠术般的调子与嘲弄性的形象相结合，造成了隽永奇特的效果：
大海耐着性子，
风浪不起。
连风的指头
也不抚摸
浪的皮。
海水浴场上
懒洋洋的
男男女女
躺在沙里，
软瘫，
麻痹……
再看《两艘登陆艇的对话》中的黑海夜景，又别有一种情趣：
世界
在打盹儿，
向这黑海地带
落下了一滴
墨蓝墨蓝的
泪海。
马雅可夫斯基的宏大气魄没有变，他固有的那种谈笑自若而略带嘲弄的口吻，也仍在无形中流露出来，但是境界却不同了。在一滴“泪海”中凝结着无限深沉的甚至悲凉的心情。不过，马诗即便悲凉，也与别人不同，具有激越而不哀怨的特色。
准确地把握诗人的情趣不容易，表达得适当更困难。由于把握不住和推敲不定，我译马诗时往往也会陷入马雅可夫斯基作诗的情状之中：
广场上一片喧声，
熙熙攘攘，
车马辚辚。
我一面走，
一面吟，
把诗句写入笔记本。
汽车
沿街疾驰，
却没有把我
撞倒在地，
真是聪明的司机，——
看出了
这个人已
心醉神迷。
（《谈谈爱情的实质》）
更多情况下，我是利用乘车或行军途中的空闲，用念念有词的方法译一节两节诗（因为我过去长期在部队做军事工作，几乎没有业余译诗时间）。在车辆颠簸的节奏中，我总要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登上旅途》中的著名诗句，他把火车的颠簸也化入了诗的韵律：
磕，碰，
磕，碰，
诗在舞蹈。
磕，碰，
磕，碰，
韵律在敲。……
这种境界，使我倍感亲切。虽然没有坐下来译诗的优越条件，但是对于表现马诗流动性的意境来说，流动性的环境或许倒也不坏，三卷马诗，就是这样点点滴滴译成的。所欠缺的是译者文学修养不足，掌握语言手段贫乏；再加上译马诗的客观困难和汉语俄语间的极大差别，所以尽管译者想照作者的方法“依法炮制”，也无法使译文充分反映原作风韵，马雅可夫斯基“史无前例”的奇句险韵，在译文中表达得比较传神的，不过十之一、二而已。
话题是从诗的双翼说起的，还是归到诗的双翼上来。在译了二十多年的诗稿即将出版之际，我知道其中无翼鸟仍然不少，有些虽有翼而不能高翔，也许是，译者给鹰安上了鸡翅膀吧？希望读者有以教我，因为在译马诗“尤其难”的条件下，琢磨改进总是无止境的。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