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译话

《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红楼梦译话,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霍克思在《石头记》译本绪论中宣告：

我的始终不渝的原则是“全部”都译出来，即使是双关语也要设法译出。虽然这是一本“未完的小说”，却是一位伟大艺术家以其生命之血写了又写的。

春易为夏，绿即是红——论霍克思译《红楼梦》与泰戈尔译自己的诗

最近白先勇来香港开会，我们说起他的《台北人》的翻译以及译事之难。我提出一点，就是简单到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都会横生枝节，更不必论及其他了。

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大致说来，不是音译，就是意译，可是译者一般都选择前者，取与原文相近之音，进而译出，看来极为简单。可是原名若有含义呢？在音译中就无所措手足了。

就地名而言，以小说《台北人》为例。那些依恋过去的人所依恋的事都发生在台北以外的另一个空间，那些地名负载着情感与时间的重量，实在不是音译可以交代得过去的。但是意译所牵涉的因素又实在太多，往往顾此而失彼。比如《游园惊梦》里的南京夫子庙指的是游乐区，并非单指孔庙；所以白先勇自己与叶佩霞（Patia Yasin）就将其译成了“Confucius Temple District”，表面看来，可称贴切，而钱夫人蓝田玉清唱昆曲的场所得月台，他们译成了“Terrace of the Captured Moon”。去年，我的翻译班上一位研究生就认为，应该比诸夫子庙的“District”之例，而在“Moon”之后，再加上一个“Theater”，成为“Terrace of the Captured Moon Theater”1。用意固佳，名字却嫌太长了。得月台在秦淮河畔，自是取“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意，译成“Mooncatching Terrace”，也许好一些。

在我们那个班上，也讨论过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在这一本以童年回忆为基调的小说集中，英子的感情牵萦在某些特定的人物身上，而这些人物与北平城南的大街小巷是分不开的。所以地名的翻译要烘托出二十年代英子眼中的北平城南，似乎更须意译，但殷张兰熙和齐邦媛合译的《城南旧事》英文本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ide Stories，却大部分采用了音译。一位从北京来的学生总觉得音译不自在，她曾举一例2：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3

而英译是这样的：

Yesterday, I went with Mama to Fu-chao-lou Store on Lo-ma-shih Road…. We came back by way of Lo-ma-shih Road, passing through two other hu-t'ungs to the well house at Ch'un-shu Hu-t'ung.4

北京的胡同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风景，于是“胡同”一词就像“叩头”一词似的已经成为英文的特殊字汇，不须另译了。可是这一长串别具风味的胡同名，加上街名、楼名，译成了生硬拗口的声音符号，真是太辜负了北平城南街巷的风情，也辜负了作者梦中流连的足迹。

白先勇听后反问我：西方汉学家对中文原地名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翻译又是怎么个处理法呢？我立时想起并举出霍克思所译的《红楼梦》来，其实应该说是《石头记》。霍克思只译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换言之，主要是据脂砚斋批本《石头记》而翻译，高鹗的四十回，他是不大理会的。5

霍克思在《石头记》英译本的绪论，特别向英语读者解释自己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失掉“红”的多重含义。他认为除了朱唇与粉颊以外，中文的“红”所象征的春天这一季节，以及所蕴涵的青春热闹与兴隆旺盛，英文的“red”都没有这类意思，可是绿或金倒仿佛其意，6所以英文的“green”在许多场合正对中文的红。宝玉的居处因种了芭蕉和海棠而自题为：“红香绿玉”，后来在省亲时元春改为“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院”。霍克思就以“快绿”代“怡红”，将“怡红院”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7。也就等于说，宝玉所住的地方从“怡红院”变成“快绿院”了。这虽是霍克思的巧思，但懂双语的中国人看到红变为绿时，总难免有些不习惯，甚至不同意。8

于是我想到泰戈尔（Ran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的类似故事：

泰戈尔的诗是用孟加拉文写的，森古普塔（Mahasweta Sengupta）把《吉檀迦利：奉献之歌》（Gitanjali: Song Offerings）的第五首，据字面而直接译成英文：

Let me sit near you only for a little while

The work I have in my hands,

I will finish later.

If I do not look at your face,

My heart finds no peace;

The more I plunge myself in work,

I wander in a sea that has lost its shores.

Spring with its ecstatic breath

Has come to my window,

The lazy bee comes humming

And dwells in the garden.

Today it is the time to sit in a nook,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Today the song of life-surrender

I will sing in the quietness of leisure.9

我再将之汉译如下：

让我在你的身边坐一会儿，

至于我手上的工作，

以后再说。

如果我不看着你的脸，

我的心就不好过；

我越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

越是像在那失去了海岸的大海里飘泊。

春日以它狂喜的气息

来到我的窗前，

懒洋洋的蜜蜂嗡嗡着飞来

长驻在我的花园。

今日这良辰正该坐在园中幽蔽的角落，

彼此望着眼眸的深处

今日的歌是生命的奉献

于悄悄的安静中唱出悠闲。

同样一首诗，泰戈尔以散文诗的形式，自己把孟加拉文译成了英文：

I ask for a moment's indulgence to sit by thy side. The works that I have in hand I will finish afterwards.

Away from the sight of thy face my heart knows no rest or respite, and my work becomes an endless toil in a shoreless sea of toil.

Today the summer has come at my window with its sighs and murmurs; and the bees are plying their minstrelsy at the court of the flowering grove.

Now it is time to sit quiet, face to face with thee, and to sing dedication of life in this silent and overflowing leisure.10

我又据之译为中文如下：

请容我有片刻的时光可随意坐在你身边。手上的工作我稍等一下也会做完。

看不见你的面庞时，我的心就不知什么是休息，什么是舒缓，而我的工作就成了无边际的劳役海中无尽期的熬煎。

今天，夏日已来到我的窗前，带着它的声息与呢喃；蜜蜂在繁花满树的中庭尽情地飞舞。

现在是与你对望，静静坐着的时候，并在这寂然流泻出来的悠闲之中唱出生命的奉献。

从这两篇译文当中，我们看见比较接近孟加拉原文的版本近似歌谣体，流畅且自然；而泰戈尔自己所译的反而接近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文诗体，典雅而庄重。与其说是他自己所译，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改写了。最特别的还不只是风格问题，而是原来的春日竟然变成了夏天。“春日以它狂喜的气息来到我的窗前”，化为“今天，夏日已来到我的窗前，带着它的声息与呢喃”。实则是印度的春比较像英国的夏，“懒洋洋的蜜蜂”到了英国也就变得忙碌起来，“在繁花满树的中庭尽情地飞舞”。泰戈尔照顾到英国读者的感觉，避免把孟加拉原文的春日直接译出，因为对英国人来说，春日可能是太冷了。

那么，英伦的夏日又是什么景象呢？我们不免想起莎翁那首著名的十四行诗来。在这首诗中，英伦的夏日所展现的神韵，竟是如此温和：

我怎么能把你比做夏天？

你比夏天更温柔、更委婉：

五月的狂风会摇落娇嫩的花蕾，

何况匆匆的夏天又为时甚暂：

有时太炽烈了，那如天眼的太阳，

它闪烁的金容却又时而暗淡，时而昏黄：

世间的美最后都要萎逝以去，

机缘偶然与自然变化都是掩饰不了的无常；

可是你这永远的夏天不会凋残，

你的美绝不会就此消失不见；

死神也不能夸口把你投入飘忽的阴影，

当你与时光合写出不朽的诗篇：

只要这人间有人的眼睛与人的呼吸，

只要这诗篇存在，你的生命就展至无限。11

原诗如下：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e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不同的文化对季节所产生的感觉有时相同，有时相异，对颜色的感觉也是如此。中国人说“嫉妒得眼红”，英文真的是说眼绿（green-eyed），不知是不是中国人黑眼睛，所以眼红；高加索种的是蓝眼，所以发绿。但漫天漫地、上下左右全是绿的感觉，最好用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的一则童话及《红楼梦》的几段形容来阐释。

《安徒生童话全集》里，有一篇《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是如此开头的：

有一个豆荚，里面有五颗豌豆，它们都是绿的，因此它们就以为整个的世界都是绿的。事实也正是这样！豆荚在生长，豆粒也在生长。它们按照它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坐成一排。……12

想象在一个豆荚里坐成一排的五颗豆，横看竖看、上下四方、六合之内都是绿。精彩的已不在这别开生面的叙述，而是你几乎得变成豆子，才可能有这样的观点。

而这并没有完，下文是：

许多星期过去了。这几粒豌豆变黄了，豆荚也变黄了。

“整个的世界都在变黄啦！”它们说。它们也可以这样说。13

……

不论是英国，还是丹麦，地近北欧的人，对绿的感觉，可能全是如此，是我们这些与北欧相去万里的人所不易想象的！

霍克思既然将怡红译成了快绿，于是怡红院就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那么，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潇湘馆又是怎么个译法呢？

大观园初建成时，我们随着贾政与众清客一起进入园中，看宝玉为各处亭台楼馆一一题匾作联。有一处是这样出现在眼前的：

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精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于是大家进入。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贾政笑道：“这一处还罢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14

这一处宝玉题匾曰：“有凤来仪”，元春省亲时，赐名曰：“潇湘馆”15。后来元春降旨让宝玉及众姐妹住入园中，宝玉便问黛玉想住在哪一处，黛玉说的是：“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的更觉幽静。”16第二十六回写林黛玉“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记宝玉从外头来，“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17隔断了窗外的绿竹，寥寥几笔在幽静中点染出一片空寂。

绿意盎然的竹林深处所掩映的潇湘馆，给人的感觉是“空寂”，正好与英国人视“绿”为青春热闹完全相反！译者至此似乎只能掷笔三叹了，所以只有舍绿竹的意象而他求。

杨宪益（1915–2009）与戴乃迭（Gladys Yang, 1919–1999）将潇湘馆译成了“Bamboo Lodge”18。这种译法“竹”是顾到了，“翠”也可以说浮现了，可是，如再译回中文，岂不是“竹里馆”了吗？那可成了王维的了。霍克思则另译成“The Naiad's House”。Naiad是希腊、罗马神话中山泉与溪流的女神，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已经出现，是以西洋的古典对照中国的古典，以希腊的水神类比潇湘二水的妃子。

霍克思这种译法显然是参考了《红楼梦》中因白海棠而起诗社的时候，探春为黛玉想出的别号，这典故出自大舜的二妃：

（探春）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19

“The Naiad's House”与潇湘馆之为水神居所的意思相合，但竹子的意象却又不见了。杨宪益与霍克思这二位译家均只能译得一半；一译馆外之境，一译馆中之人，可以说各擅胜场，但也可以说各漏其半。但此一意译之立，不知各自又踟蹰了多久。

两三年前，我有两个暑假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诗的研究。因为要译吴宓（1894–1978）《空轩诗话》中的两句诗，忽然想起了吴家，也就是爱读《红楼梦》的学衡派开山者吴宓之弟吴协曼（1925–1987）的家。吴协曼在剑桥大学执教二十年，而今兄弟二人均已作古，但协曼夫人仍在剑桥。我于是就近去拜访她。我说了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留学时，陈氏因听吴宓讲演《红楼梦》而二人订交的细节；她则转述了陈、吴二人在大陆如何受尽折磨而死的详情。最后，她说了一个吴宓的故事，不仅出人意外，而且我一想起来就不知是笑，还是哭：

想当年，是在北京、南京、西安或成都，有一天吴宓与几位朋友沿街散步。忽见路旁有一饭馆，招牌叫“潇湘馆”。他二话不说就直冲进去，卷起袖子就要找人打架，口里还大声嚷嚷：“你凭什么叫‘潇湘馆’？你怎么配叫‘潇湘馆’？”

吴宓这种冲动，是把潇湘妃子视同神明了。艺术之感人，至于如此。

霍克思在青年时远涉重洋而留学于北京大学，到中年时，又毅然辞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之职而专心翻译《石头记》。我们由这位执事勤且敬的学者之庄严认真的态度看来，更可以说他是近乎宗教的诚笃与修持了。

霍克思在《石头记》译本绪论中宣告：

我的始终不渝的原则是“全部”都译出来，即使是双关语也要设法译出。虽然这是一本“未完的小说”，却是一位伟大艺术家以其生命之血写了又写的。所以我认为不论小说里有什么，必有其存在的目的，怎么艰难都要加以处理，不可以删。我不能假装整本书都译得很成功，但是我若传达出这一本中国小说所带给我的快乐于万一，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活。20

“给我的快乐”，简言之，即是“动人”。

“艺术就是动人，除了动人，什么都不是”。这是巴尔扎克给创作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因传神而动人，即使微小到一个地名的意译。

二〇〇〇年八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