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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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很少有两人合作的情形，但是文学翻译，两人合作的境况却颇常见。我常想：同属写作，何以历史发展竟如此不同？这也许就是创作与翻译的性质之根本相异的地方。

那么，翻译而以合作的方式出现，是否只是中国翻译界的特殊现象呢？

我们所熟知的林纾与王寿昌的合作，或与魏易的合作，译出数十本，甚或上百本的西洋名著，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范畴，也启发了中国小说的演变。如果不是二人合作，不可能有任何译品出现，因为林纾根本不懂外文，如何翻译？

译事合作之起，是王寿昌眼见林纾沉溺于丧妻之痛中，而建议合译法国小仲马的杰作，如此才有王之口述与林的笔写，也才有选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企图。这本是相当偶然的事，而书出后，风靡当世。

王寿昌与严复是马尾船政学堂的前后同学，严学英文，王习法文。魏易则是国民政府新闻界大老魏景蒙之父，也是影坛才人张艾嘉的外曾祖父。林纾与魏易合译的书甚多，比如译英国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David Copperfield而成《块肉余生述》，译美国史东夫人（H. B. Stowe, 1811–1896）的Uncle Tom's Cabin而成《黑奴吁天录》。当年均脍炙人口，风骚一时。王寿昌与魏易各有独力完成的译作，大概因中文造诣不如林纾，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在此，见出合作之重要。

自是而后，译界多有美谈。比如《红楼梦》一书，霍克思只译曹雪芹的八十回，而闵福德（John Minford）只译高鹗的后四十回。霍克思钟爱曹雪芹，甚至为译曹书而辞去牛津大学的教席。他认为牛津不见得需要他这一位老师，但曹雪芹或许需要他这一位译者，所以只译《石头记》，英译名就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而闵福德是霍氏的学生，现在通行的百二十回《红楼梦》，既是曹、高两人的作品，老师译了曹所著的部分，他为什么不译高的呢？于是就译毕后四十回。这可以说是另类的合作方式，却异常成功。

另一位牛津古典学出身的杨宪益，与其牛津同学但研究中文的英国妻子戴乃迭，也曾合译《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我们搞不清哪一段为何人所译，因为译作是二人商量出来的，也很可读。但听闻戴乃迭译初稿而由杨宪益定稿。这可以说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也成了另一方式的合作。

我刚到香港那年，有一位捷克查尔斯大学的教授柯瑞尔（Oldrich Král）来校做短期访问。我请他到班上为研究生讲讲他把《红楼梦》译成捷克文的种种。事前，我还特别为学生上了两堂《红楼梦》的课，也介绍了不同的英译本。有一位男同学说他不喜欢《红楼梦》，原因是《红楼梦》写得太细了，他没有耐心看。所以当柯瑞尔说捷克文《红楼梦》译本一出版即上畅销书榜时，我们都觉得很意外。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捷克人想象不出地球上另外一边的一个国度里，日子是这样过的。因为《红楼梦》写得很细，所以特别动人。”原来喜欢或不喜欢的理由，可以是相同的，结果是现代捷克竟有那么多曹雪芹迷。

我又问他为什么想起译《红楼梦》来？他说布拉格之春以后，去坐“捷克牛棚”，倒反而有时间去细细琢磨、翻译《红楼梦》了。这一译，就是十八年。自是孤独一人的努力了。

柯瑞尔接着又慢条斯理地告诉大家，捷克共和国既在中欧，文化上受日耳曼、法兰西和斯拉夫三大系统的挤压，翻译变得特别重要。捷克文化大抵可以说是一种翻译文化，当然免不了误译。而误译一旦融入传统，就会逐渐变成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我闻所未闻，想也想不到的！

柯瑞尔又说，布拉格这个号称小巴黎的都城，却是被两种文化传统所分别占据。换句话说，家长可以把子弟送进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学校：一种自然是捷克文化的传统，另一种是德国文化的传统。捷克文化，属于斯拉夫文化一系，以米兰·昆德拉所受的教育为代表，所以昆德拉主要以捷克文来创作。在布拉格，德国文化传统的教育系统可以卡夫卡为代表，卡夫卡是以德文来创作。其实卡夫卡是犹太人，犹太人可以选择德国或捷克的文化传统，卡夫卡的父亲选择了德国文化。如果他当初选择了捷克文化，卡夫卡就是另一个昆德拉。这样的申说，我也是初次听到。

柯瑞尔很喜欢昆德拉，他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法译本、英译本，但不知已有中译本。我送了一本台湾印行的繁体字版给他。这译本是韩少功与韩刚从英文转译的，所以也是一本合作的书。

至于柯瑞尔自己所译的《红楼梦》，则是在捷克文化传统这边，与德国文化传统那边不大相干。这个布拉格文化大方向的问题，在听到柯氏的解说之后，我从模糊恍惚的认识中，为之豁然开朗。捷克文本的《红楼梦》，大概是照中文原文而译。当时我应该问却没有问，德文红楼或英文红楼，他也许有参考罢？那么，因为这种参考，捷克红楼或有英、德译本的影响。如此，即可视为一种合译，是纵的合作；不是合译者同处一室，往复推敲，正如林纾与王寿昌的合作，或林纾与魏易的合作，是一种横的合作。

《源氏物语》是用古日文写的，就是一般日本人也都不太可能看懂了，所以有很多现代日文译本作为参考。我的老师林文月翻译了整部《源氏物语》。林老师告诉我，她不但参考了日本男女名作家谷崎润一郎与圆地文子等的现代日文译本，而且参看了英译本。这也是一种纵的合作。

总之，创作是一种自我意见的发挥，为个人所左右；而翻译在很多情形下，成为众人合作的事业，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二者根本相异的地方。

此外还有许多名家译品，也是独力经营：远如费滋杰罗之于波斯诗作，随意剪裁；近如庞德之于中国古诗，任笔意译；以及我们中国傅雷之于法国小说的绝佳妙构，皆兴来笔到，似浑然天成，诚属可遇而不可求。翻译于此，直可视为“再创作”了。

二〇〇五年八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