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令人称奇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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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现代人）。如果按30年来划分一代，人类已经繁衍生息了6700代。除了最近的400代，我们的祖先仅仅是猎人和采集者，没有改变生存环境的能力。

在最近的400代，人类开发了农业并将其发展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它为我们提供的食物远远好于我们祖先吃过的东西。

在1800年（7代以前），在美国和西欧，5个农民的劳动才能养活一个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而现在，在美国农场工作的一个农民就能养活300个人。在短短的200年时间里，农民在美国劳动力中的比重从80%多下降到了不足2%的水平。

直到最近的四代，美国劳动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了非农劳动力。与此同时，人类的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和寿命都有了明显提高。在20世纪，富裕国家的出生预期寿命从44年增加到79年，提高了35年。由此看来，人类的预期寿命在最近3代期间的增幅要高于现代人（Homo sapiens）先前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幅度。

自1900年以来，不仅人类的寿命显著增加，发生残疾的年龄也延迟了十多年。此外，老年人中发生严重残疾的比例从80%下降到40%。20世纪30年代以来，得益于生物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老年人的残疾现象得以大幅减少（有时甚至消失），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

死亡年龄中位数（是指同期出生人群中一半人死亡时的年龄）也有可能增加，在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死亡年龄中位数为78岁；而现在，大学本科生中，同期出生人群的死亡年龄中位数大约为105岁[1]；三代期间内的增幅达到27年。

直到最近，我们还局限于通过考古学家对骨骼碎片和古代文物的研究来了解人类。伴随着现代分析工具和技术的出现，我们能够通过探索和模拟进一步了解，在面临丰富多样的经济选择面前，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是如何生活的。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测度国家产品和服务总产出的方法，并协助商务部设立了一个常设部门负责监督该工作的执行。西蒙·库兹涅茨就是这个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设立这一机构产生的成果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这些统计数字最初只是按月和年度估算，但最终还是测算了从1800年至今的所有数据。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是基于一套复杂的账户体系，即现在通常由联邦政府负责制定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账户”。

在这套复杂的核算账户体系中，经济部门的产出可通过三种方法加以核算，每种方法反映了经济运行的不同方面：

1.增加值法或生产法揭示了各行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

2.收入法揭示了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

3.支出法将国民生产产品的消费分解为家庭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

库兹涅茨虽然没有提出全部的国民收入和产出核算账户，但他发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核算工作。库兹涅茨使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者相信，国民收入和产出核算是经济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对经济学家而言，统计就是一种武器，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使这种武器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这还远远不够。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没有将技术生理演化（technophysio evolution）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所说的技术生理演化是指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人类生理机能之间的协同作用（synergism）。因为这种协同作用，人类可以在如此巨大的程度上控制环境从而将人类同所有其他物种和早期现代人区别开来。这种新的控制能力使得人类物种的平均身材的增长幅度超过了50%，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多；它还改善了人体重要器官，使之变得更健康，功能也越来越完善。

在世界范围内，技术生理演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战胜慢性营养不良问题。慢性营养不良在三个世纪以前是很普遍的。18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生产的食物，只能养得起通常所雇用的潜在劳动力的80%[2]。即使是有工作的人，每天平均摄入的能量只相当于现在从事劳动所需要能量的1/4。相反，如今的食物是如此充足，肥胖竟然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人类摄入营养和生理机能的改善是很多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近有研究表明，英国自1790年以来的一半经济增长要归因于技术生理演化[3]。这种效果其实来源于人体热力学效率的提高。人体能量摄入和劳动产出比率在过去的七代期间增加了50%。

技术生理演化的一个表现就是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在可自行支配的时间内工作与闲暇时间配置的变化。生物机制决定了睡眠、进餐以及基本卫生活动的时间。一个世纪之前和现在一样，每天的睡眠、进餐和基本卫生活动需要10小时的时间，剩下的14小时就是个人可行支配时间。一个世纪前，在西欧和美国，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户主将自己可支配的时间的绝大部分用在了谋生上。在市场上，家庭户主每年需要工作3100个小时才能养家糊口；此外，他还得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并且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家庭之间，这些活动每年需要占去1100个小时，每天用于闲暇的时间所剩无几。

在第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年工作时间减少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当代富裕国家的家庭户主年工作时间通常为1700个小时。实际上，家庭户主平均每天用于闲暇的时间超过了工作的时间。由于家务劳动机械化，比较典型的是，已婚妇女也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闲暇而不是工作上。

闲暇不是懒惰的同义词。闲暇是指“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努力或工作的方式”。正如爱尔兰剧作家乔治·伯纳德·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其著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写给智慧女性的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e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1928）中所写的那样，“劳动是在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闲暇是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休息则是什么也不做，它可以使我们的身躯和头脑从疲惫中恢复过来”。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所说的“工作”是指从事的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超出了基础新陈代谢率（basal metabolic rate）。如果从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生计，那么，这种活动就是有酬工作（earnwork）。我们将纯粹的、自愿性的活动，即使它偶尔可能会获得一些报酬，叫做自愿工作（volwork）。

为什么从事有酬工作的时间在近几年减少的幅度如此之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好是考虑这样的事实：不仅是每天、每个星期的有酬工作时间在减少，在人的一生可支配的小时时间中，有酬工作时间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与以前相比，推迟了5年；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退休的平均日期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延长了11年之多。

目前，尽管多工作几个小时会使我们能够买到更多的东西，但人们还是愿意放弃有报酬的工作。人们对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种类繁多的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已接近饱和。由于技术变革的加速，在20世纪头75年期间被认为是奢侈的商品或者只能在科幻小说中才能发现的产品，现在甚至连穷人也能买得起。一个世纪前，一个典型的家庭户主不得不工作1800个小时才能获得家里一年的食物供给；但到了20世纪末，所需时间仅为260个小时。总的来说，与以前相比，有超过80%的商品变得更加充足，而为提供充足的商品所需要的市场或家庭劳动则比从前减少了1/3。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全美范围内，支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增加闲暇时间的价值评估是基于假设增加的闲暇时间用来从事有酬工作而获得的收入，那么，支出结构变化程度尤其如此。过去，人们在衣、食、住方面的支出占消费总额的3/4；现在，这一比例只有12%。另一方面，闲暇支出在消费总额中的比例从过去的18%提高到67%。在医疗保健以及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有大幅度增加。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提供的这些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济增长的全貌，这是因为，这些数字并没有考虑产出质量的改善，特别是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提高。现在对高中生讲授的内容要超过上一代研究生院讲授的内容，更不能和两代之前相比了。如今，青少年对计算机的了解要超过他们的父母。

更加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与现在60岁左右的人相比，一个半世纪之前，40多岁的人更容易受到慢性疾病的折磨。发生疾病的平均年龄被推迟了10年左右，而且一旦出现疾病症状，现在可采取各种有效的干预措施加以治疗。在过去，疝气这种疾病不但无法治愈而且痛苦难忍，每4个男性中就有一个要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现在，疝气这种病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治愈；在美国做这种手术只需住院23个小时。在其他领域，医疗干预也非常有效，如泌尿生殖条件、控制高血压和减少中风发病率、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白内障的治疗以及通过化疗减少骨质疏松症和心脏病的发病率。

不过，现有的国民收入账户忽略了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领域发生的巨大改变，原因是，测度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改善存在困难。库兹涅茨意识到，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存在不足之处，他还勾画出了误差的大概程度。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公共卫生和教育部门的生产是用投入而不是产出来衡量。一位医生的每小时工作效率，现在与75年前，即发明抗生素和现代手术之前相比，被认为差别不大。最近的测算显示，如果测度方法恰当，那么，公共卫生服务的改善将会明显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是，这种考量还没有融入到国民收入核算账户中。就美国而言，粗略的测算显示，如果考虑闲暇时间的增加、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教育质量的改善等因素，美国年增长率与上个世纪相比，将会增加一倍（从每年的1.8%上升到超过3%的水平）。

这些统计数字对理解典型的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变化具有什么含义？如果采用通常的测度经济增长的方法，典型的美国人在2000年的真实收入是1900年真实收入的6倍。但是，如果调整核算方法，美国在2000年的真实收入是1900年的20倍。换句话讲，美国人在20世纪末所享用的各种商品和服务中的70%没有被纳入到经济核算之内。

下面，我们将简要考察经济增长的变化性质，即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成就对经济产出的分配以及家庭的影响。那些对平等问题感到担忧的人士，他们考虑的是物质产品，如食物、衣物和住所的分配。在过去，衣、食、住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消费总额的比例超过了8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期间，成为穷人就意味着丧失了实实在在的基本生活用品，而且更容易患上疾病甚至早死。那个年代的计量工作一目了然，每个经济体的绝大部分产出是通过计数、称重或者其他直接度量方法来表示的。

在20世纪最后6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物质产品表示产出的支配地位被逐渐削弱，削弱的速度不断增加。非物质产品的兴起并且成为主流的标志是专业化职业的增加，如医生、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律师、工程师在劳动力中的比重在1900年仅为4%；但时至今日，这一比重要高于30%。同样，到了20世纪末，资本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建筑物、机器设备或者电网，而是劳动技能，也就是经济学家所称之为的“人力资本或知识资本”。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这些非物质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以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

在上个世纪绝大部分时期，平均主义的纲领成为改革运动的主流。作为现代主义者的纲领，它是基于对物质产品进行再分配。“后现代化”的平均主义纲领的关键内容不是货币收入、食物、住所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尽管物质产品的分配仍然存在明显不足，但在富裕国家如美国，精神和非物质资产领域的分配不均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对那些为自我实现而奋斗的人来讲，这些才是最为关键的财富。

一些平均主义的支持者将当代穷人的物质状况描述为艰难。他们混淆了当代和过去的生活条件。如果拒不承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即使是穷人，物质条件也有了巨大改善，那么它就会妨碍而不是促进富裕国家开展的反慢性贫困的斗争。反慢性贫困运动在富裕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那些困难人群在精神上与主流社会相隔绝。在克服精神隔绝的斗争中，虽然物质上的帮助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引导精神世界的改观，那么，物质帮助就不会产生有的放矢的效果。

个人潜力的实现并非是一件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它也不会由强势群体提供给弱势群体。政府无法将美德从精神世界丰富的人那里转移给缺少这一品行的人群。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美德作为结算货币的支票。个人应该在各种选择的基础上发展自我实现。强调个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和机构不能发挥作用。完全相反的是，选择的质量以及机会的多少关键在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

因此，对精神平等的追求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金钱，倒不如说是为了探索获得非物质财富的途径。个人可以传授和发展非物质财富中的绝大部分，而这种传授和发展并不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此外，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受到一些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的熏陶，如明确的目标、自尊心、纪律观念、对机会的憧憬以及对知识的渴望等。

虽然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精神贫困，但两个主要的关注点应该是那些被异化的年轻人（alienated young）和老年人群。一些年轻人是单亲家庭的子女；他们的母亲自己本身就是精神匮乏者，因此无力将至关重要的精神财富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群体是老年人，他们的规模较大。在美国，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人群中，有1/3的人受到忧郁症的困扰，他们与外界隔离，无法参加平常的社会交往活动。

为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隔阂问题，我们需要多种新的教育项目以及组织辅导贫困人群的制度安排。这些项目单靠或主要依靠政府是不能实现的。应该动员那些精神世界丰富而且做好准备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群。

经济增长正在发生变化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全球耐用消费品和高技术服务中心的迅速和彻底的转移，这一观察结果很难说是新的。在过去的20年期间，有许多关于东南亚新型市场方面的文章。无论如何，这一发展趋势对下一代出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完整含义，我们现在仍然缺乏了解。

[1] 该数字应该是一个预测数字。——译者注

[2] 潜在劳动力是指达到法定年龄的劳动力群体。——译者注

[3] 对生理进化更加全面的讨论，请参见Floud，Fogel and Ho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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