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音运动与威斯康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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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问题态度的转变可以用约翰·巴斯康姆（John Bascom）牧师的经历加以说明。巴斯康姆曾在威廉姆斯学院讲授经济学，并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与威兰德的看法十分相似，巴斯康姆曾经认为，工会的招术尤其是举行罢工都是些无能的工人试图阻止那些拥有卓越智慧、精明和诚实工人在自由竞争中获益的恶毒伎俩。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作为第5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巴斯康姆却强烈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对工会缺乏同情心的做法。巴斯康姆指责资本的集中使得劳资双方的对抗变得非常不平等；因此，政府必须抑制大企业的专横，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关注。巴斯康姆确信，州政府应该成为社会改良运动的工具，这种社会改良包括将富人的收入适当地再分配给穷人（Dorfman，1946，1967[引用]，Curti and Carstensen，1949；Henderson，1993）。

巴斯康姆是新改革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历史学家将这场新改革运动称为“社会福音运动”。虽然像巴斯康姆这样对经济问题立场的转变是这场改革运动中许多领导人的特征，但是，如果由此推测这一运动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转变，即从漠不关心转变为富有同情心的话，那就错了。历史学家将始于南北战争期间的社会改良运动称为“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这场运动中的改革者对社会问题并非漠不关心。这些人心中充满了怜悯的道德准则，他们的抱负使我们这个世界变成适于耶稣基督的即刻回归的地方。改革者致力于全方位的改变世界，彻底扫除战争、奴隶制度、荒淫无度和其他所有的邪恶和卑劣行为。然而，这些改革者在预见大企业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上有些迟钝。

虽然社会福音运动起源于第二次大觉醒中的宗教运动，它是由18世纪70~80年代日益加深的经济和社会冲突以及城市快速增长产生的极度腐化促成的。新的地理发现和有关达尔文主义的争论在知识界造成的四分五裂也是转变社会福音运动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认为，要使美国重新振作起来，除了改变有关人与上帝关系的教义外，还要改变人们的理念。要将贫困看成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要把个人的罪恶也当作是社会的罪恶。激进派认为，更多地照顾穷人和重新分配收入来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是州政府的责任。州政府也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改革终结城镇中的腐化现象（Fogel，2000；Curti and Carstensen，1949；Henderson，1993）。

巴斯康姆是最早对社会福音理论加以诠释并解释说明的学者之一，除此之外，巴斯康姆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巴斯康姆为威斯康星大学的文化以及当时的威斯康星州政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巴斯康姆在大学的影响能够在1891年后进一步加深和扩大要归功于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最热衷于诠释社会福音理论的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Ely）。作为经济、政治科学与历史学院院长，伊利打算通过开设像西点军校那样的课程为公民社会提供服务。伊利很快聘请了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并开设大量的课程如政治经济学历史、最新经济理论、统计、货币和财富分配理论等课程。

有三个事件使得伊利在创建福利国家的进程中能够作为政治家的伙伴，从事他自己认为应该从事的学术研究。第一个是巴斯康姆的追随者罗伯特M.拉富莱特（Robert M.Lafollette）在1900年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州长。第二个是巴斯康姆的另外一个追随者，拉富莱特的大学同学查尔斯R.范海思（Charles R.Van Hise）就任威斯康星州大学校长。第三个是伊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社会福音运动的热心参与者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在1904年被聘为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康芒斯具有丰富的与政府和商界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有必要降低宗教说教的调子。康芒斯同时也强调，他的改革建议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而是要约束大企业无法无天的做法。康芒斯承认，任何改变都应建立在对商业组织和劳动力市场的精细实证研究分析基础之上，这种方法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制度经济学（Henderson，1993；Furner，1990；Curti and Carstensen，1949）。

拉富莱特还向康芒斯请教，听取康芒斯对其准备实施的立法计划的建议。康芒斯起草了公职人员法案（基于竞争性考试决定录取公务人员的法案）以及建立威斯康星州委员会对铁路部门加强管理的法案。两个法案在1905年开始实施。此后，康芒斯还参与了州政府规范公共部门、工人抚恤金补助以及学徒制度项目的设计工作。其他大学的经济学家也参与了对政府的咨询工作或者任职于政府的常设委员会。这些经济学家包括托马斯S.亚当（Thomas S.Adams）（公共财政和税收专家）和巴瑟萨H.迈耶（Balthasar H.Meyer）（铁路管理制度专家）除了经济学家，学校从事各种领域如地理、细菌学、农艺和工程研究的教师也参与了州委员会的工作。1908年，威斯康星大学各学院中，有1/6的教师获得了州政府的任命。

拉富莱特将建立学术界与政治改革家合作关系的做法称之为“威斯康星思想”。在其他州，这一做法也被复制。在地方和州一级政府层面，宪法中反对政府干预的规定比较弱，许多政治家尝到了聘用来自非宗教界的学术专家调查反映民众不满的好处。另外，学术界的改革者，如伊利和康芒斯，确信真理在他们一边。他们将调查研究看作获得民众和立法部门支持他们所信奉的改革计划的强大武器。当然，正如康芒斯的经历所揭示的那样，对某些政策效力的检验离不开富有成果和客观的调查。每一个调查取决于调查者的心态，以及他（她）对职业标准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