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问题态度的转变可以用约翰·巴斯康姆(John Bascom)牧师的经历加以说明。巴斯康姆曾在威廉姆斯学院讲授经济学,并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与威兰德的看法十分相似,巴斯康姆曾经认为,工会的招术尤其是举行罢工都是些无能的工人试图阻止那些拥有卓越智慧、精明和诚实工人在自由竞争中获益的恶毒伎俩。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作为第5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巴斯康姆却强烈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对工会缺乏同情心的做法。巴斯康姆指责资本的集中使得劳资双方的对抗变得非常不平等;因此,政府必须抑制大企业的专横,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关注。巴斯康姆确信,州政府应该成为社会改良运动的工具,这种社会改良包括将富人的收入适当地再分配给穷人(Dorfman,1946,1967[引用],Curti and Carstensen,1949;Henderson,1993)。
虽然社会福音运动起源于第二次大觉醒中的宗教运动,它是由18世纪70~80年代日益加深的经济和社会冲突以及城市快速增长产生的极度腐化促成的。新的地理发现和有关达尔文主义的争论在知识界造成的四分五裂也是转变社会福音运动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导人认为,要使美国重新振作起来,除了改变有关人与上帝关系的教义外,还要改变人们的理念。要将贫困看成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要把个人的罪恶也当作是社会的罪恶。激进派认为,更多地照顾穷人和重新分配收入来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是州政府的责任。州政府也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改革终结城镇中的腐化现象(Fogel,2000;Curti and Carstensen,1949;Henderson,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