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早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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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研究局在战前的起源
正如赫伯特·希顿（Herbert Heaton）在其撰写的《行动中的学者：埃德温F.盖伊》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杰罗姆·格林（Jerome Greene）曾在1914年与哈佛大学的埃德温F.盖伊（Edwin F.Gay）和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进行了接触。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长期资助医学领域方面的研究，但它对扩展自己的资助领域，促进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也感兴趣。格林提议创建一个资金雄厚、藏书丰富且由一群才华出众的精英负责管理的经济研究机构。格林建议，该机构负责人应该自主确定研究规划，并且没有研究费用的后顾之忧。格林还提出，机构负责人应该享受丰厚的薪酬待遇，按照需要自行决定聘用研究人员的数量，同时还能够获得从事研究的其他必要条件（Heaton，1952，91-92）。格林向盖伊和陶西格请教，问他们，这种机构对那些才华出众的学者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陶西格对建立这样一个经济研究机构持怀疑态度，认为该计划过于宏大，况且大学里展开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不错了。陶西格认为，最好将资金用在已有的研究机构，而不是花在格林提出创建的那个具有竞争性质的研究单位。
盖伊对格林的建议则持一种更加乐观的态度。盖伊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担任创办于1908年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盖伊为商学院开创了案例教学法并邀请“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来研究生院讲学。盖伊创建了哈佛商业研究局，在市场营销方面帮助当地的工商企业。在盖伊看来，陶西格高估了大学研究的质量和数量。盖伊认为，大学中从事的研究大多数具有个人性质而且研究范围有限。因此，他认为格林建议创建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其存在的空间，倘若给顶尖学者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这个专门研究机构就能够将他们吸引过来。盖伊对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反应令格林感到鼓舞。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受托人的批准后，格林于1914年3月在纽约组建了一个由盖伊担任主席的可行性研究小组。
在6月份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盖伊提出，拟议中所要创建的研究机构，不应该直接从事任何教育工作，而是要“力争树立起作为一个科学、公正和没有偏见的研究机构的信誉”。研究内容要超出大学现有的研究范围，研究成果不但要让经济学家感兴趣，也要使公众感兴趣（Heaton 1968，98-99）。盖伊认为，对价格、工资和租金数据的搜集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盖伊建议，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是负责有关数据收集工作的合适人选。备忘录于1914年8月4日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天也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鉴于人们当时更加关注战争问题，基金会决定对备忘录提出的建议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作为替代，基金会聘请了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担任过加拿大劳工部长（后来还成为总理）的经济学家威廉·里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对美国的劳动条件问题展开研究。表面上，威廉·里昂·麦肯齐·金从事的是美国劳动条件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他却是洛克菲勒家族劳工政策的代言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种做法被证明是一个失败，因为威廉·里昂·麦肯齐·金和洛克菲勒家族均受到了国会产业关系委员会的指责。战争结束后，由于被自己的顾问说服，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确信资助社会科学不但能够造福社会还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因此准备安排资助经济领域一些问题的研究项目。洛克菲勒保证，其家族成员不会干涉研究工作和研究结果。在项目资助会议上，应该研究哪些领域问题的讨论持续很长时间。会上当场否决了一些非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建议，这些建议认为，研究机构应该从事旨在“教导大众基本道德观和传授能够解释真实繁荣的经济学原理”的运动（Healton，1952，92-93[引用]；Smith，1994）。
正如法布里坎特（Fabricant 1984）在其论文中介绍的那样，1916年，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雇员马尔科姆·罗蒂（Malcolm Rorty）与盖伊接触时，建立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的想法再次出现。罗蒂想让盖伊组织并指导哈佛大学商学院开展有关美国收入规模和分配的研究。盖伊回复说，这项研究对商学院来说太大了，最好的办法是创办由盖伊和格林早些时候各自独立提出的专门研究机构。研究机构建立之初，罗蒂就加入了，还有后来的内厄姆·斯通（Nahum Stone）。在该研究机构，罗蒂和斯通结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罗蒂是工程师兼统计学家，他拥有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和电力工程的学位。斯通是一个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斯通曾将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翻译成英语（见Marx，1904）。罗蒂和斯通两人相识于1915年在纽约举行的一个关于该州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的听证会上。在听证会上，斯通作证赞成建立最低工资制度法案，而罗蒂作证反对该立法提议。1916年，斯通为在大学生中发行的左翼刊物《大学社会主义者》（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刊登的斯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ning）的《收入》（1915）一文撰写了评论。聂尔宁是一个拥有沃顿商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社会主义者，因其激进的政治观点，曾两次被解除学术职务。聂尔宁的论文将所有收入分为服务性和财产性收入两部分，论文的结论是：国民收入在这两种类型收入之间的分配几乎是相等的。在评论中，斯通认为，聂尔宁的计算遗漏了服务性收入的几个组成部分，包括职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农业工人和那些受雇于公共服务、运输、贸易和家政人员的收入。现实中，服务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70%左右[1]。
在庆祝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斯通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这一情况。罗蒂阅读了斯通的评论文章。罗蒂原以为斯通在其文章中会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展开猛烈的抨击”（Fabricant引用斯通的话，1984，4）。但读完文章，罗蒂对斯通的客观性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罗蒂邀请斯通共进午餐。罗蒂和斯通一致认为，应该更多地了解美国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状况，为此，建立一个致力对那些有争议的、事关公众利益的经济问题展开实情调查的研究机构非常有益。该研究机构应该由一群知名经济学家创办，成员包括经济思想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既有极端保守主义也有极端激进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该研究机构应该由国内各种利益组织机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管理。1917年6月，罗蒂和斯通组建了收入分配委员会，成员除盖伊外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康奈尔大学的阿林·杨（Allyn Young）、耶鲁大学的T.S.亚当斯（T.S.Adams）以及商业和劳工代表。
收入分配委员会的目标和计划都写在了一份备忘录中。备忘录指出，“收入分配委员会关注的只是事实本身，除此之外，建立该委员会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委员会没有除了确认事实和发表研究成果以外的义务”。备忘录还指出，“委员会的研究结果不会做出结论，也不会推动理论的发展。委员会不会为项目委托人承担撰写和发表研究结果以外的责任”。由于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不得不转向从事更为紧急的工作。在美国陆军军需总部办公室，斯通牵头从事军队费用的研究工作。斯通开发了一种新的军队服装采购合同的定价方法，该方法消除了成本加成协议的不足。罗蒂服役于美国军队兵器部门和美国陆军参谋部，他的工作是购买弹药和指挥武器装运。然而，正如将会看到的那样，战争急切需要某种机构为国家提供有组织的经济统计信息。这些统计信息事关战时动员和战后重建等紧迫问题（Fabricant，1984）。
[1] 聂尔宁的著作没有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除了斯通的评论外，参见Adams（1916）and Young（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