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3日,国防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Act)授予总统直接向供应商订购战争物资的权利,必要时,总统也可以征用工厂用于国防。法案还授予总统任命工业动员委员会的权利。随后,国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成立。国防委员会附属于至少两个私人基金会资助的组织(Hughes and Cain 2002)。虽然该国防委员会包括政府官员,但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个由商业和劳工领袖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开展。委员会第一任董事沃尔特S.吉福德(Walter S.Gifford)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首席统计师(随后成为此公司的领导),其他成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美国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and Company)总裁朱利叶斯·罗森瓦德(Julius Rosenwad)。委员会创建的时候,美国军队甚至没有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装备和组织做出计划。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委员会坚持,军队应该自己估计为维持庞大军事力量而产生的需要,同时,委员会自己则研究国家资源状况并确定现有及潜在的短缺。
这项工作得到了1917年3月建立的商业经济委员会(the Commercial Economy Board)的帮助。该委员会主席阿切W.萧(Arch W Shaw)以前是商业杂志出版商(其中的一个杂志最终成为商业周刊)。阿切W.萧还是凯洛格公司(the Kellogg Company)的创始人及哈佛商学院讲师。埃德温·盖伊也被任命为董事。董事的主要责任是“对平民百姓中商品分配的有效性和经济性展开调查并给出建议”(Heaton,1968,98-99)。商业经济委员会的目的是研究发现平民百姓消费的经济性,从而为军队释放劳动力并减少平民百姓对战时军工企业所需原材料的需求。为实现此目的,该委员会的主要做法是试图找到那些不具有经济性的商业习惯并劝说制造商们放弃这些做法。不过,该委员会没有执法权力,只能依靠呼吁人们的爱国主义来实现其目的。
美国宣布参战后,国防委员会试图将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组合到一起,协调两军的采购工作。在历次战争中,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在商品市场中相互自由竞争。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军队的这种采购做法给企业安排生产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大量的半成品和无用的军事设备堆积在生产车间的走道上和仓库里。国防委员会的这种尝试虽然失败了,但随后又在1917年7月组建了战时产业委员会(The War industries Board)。最初,战时产业委员会由5名平民和分别来自陆军和海军的一名代表组成。战时产业委员会在创建之初没有行政权力,协调军事采购方面的工作也未获成功。直到1918年3月,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成为该委员会领导后,战时产业委员会才真正变得有效。
不幸的是,没有这些方面的数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17年12月,运输委员会找来了埃德温·盖伊。接下来,盖伊开始约见军队成员、供应商和发货人并通过国防委员会、战争部以及美国驻巴黎外交使团收集必要的统计数据。盖伊估计,为了完成国家的军事安排和向盟国提供基本用品,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额外需要360万吨载重量的运输(Cuff1989,597)。权力分散是存在的一个障碍的:运输委员会负责分配船舶;而始建于1917年10月的战争贸易委员会(the War Trade Board)的责任是确保美国出口的货物没有运达敌方;战争贸易委员会还承担批准进口的工作。为解决权力分散问题,政府组建了船舶控制委员会(the Ship Control Committee)。所有船只由政府(包括军队)统一管理。1918年2月,威尔逊(Wilson)总统宣布,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任何物品不许进口。为了能够将这项规定付诸实施,船舶委员会里建立了计划和统计处,由盖伊担任处长。计划和统计处的任务是收集有关船舶和进口方面的信息。收集到的数据将送交到战争贸易委员会。那时,盖伊已经成为战争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作为船运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之一,盖伊在战争贸易委员会能够将计划统计部门的调查结果和相关建议解释给战争贸易委员会的成员。为了协助自己的工作,盖伊从大学教授和商界中召集到了一大批专家,其中包括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亨利S.丹尼森(Henry S.Dennison)。亨利S.丹尼森既是一名造纸商,也是社会改革家和科学管理运动成员,他曾帮助盖伊发展哈佛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课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实行物价控制。除了隶属于战时生产委员会(the War Production Board)的价格制定委员会(Price Fixing Committee)外,其他三个政府机构也从事价格控制的工作,包括:食品和燃料管理局、交通局和住房管理局。作为独立机构,前三个组织对总统负责。第四个组织隶属于劳工部。尽管伯纳德·巴鲁克成为价格制定委员会的主席,但是物价问题却是在他直接管理范围之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将制定价格的工作与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其他工作分离,以便遮掩它作为准司法部门的形象。一方面,这反映了威尔逊总统对经济权力集中的厌恶;另一方面,它也是对那些批评家指责“年薪一美元”先生的回答;“年薪一美元”先生是指那些来自私营企业在战时产业委员会做志愿者工作的人。批评家指责这些人在战前对其所在的企业忠心耿耿,而企业也没有停止支付他们的薪酬。没有这些志愿者,委员会的工作会步履维艰。但是委员会也不会允许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抬高自己公司的价格。虽然价格制定委员在稳定生活成本方面并没有做什么直接的工作,但它确实与行业达成妥协,呼吁在一定的价格范围之内生产有限款式的服装(Rockoff,1984,46-50)。
价格制定委员会中的成员构成反映了这一情况:除巴鲁克外,委员会包括工会代表,美国陆军、海军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代表。其他成员包括杰出的商业家、慈善家和布鲁金斯学会创始人罗伯特S.布鲁金斯(Robert S.Brookings)、燃料管理局的哈利·加菲尔德(Harry Garfield)以及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之一,弗兰克·陶西格。杰罗姆·格林曾经向陶西格咨询创建一个经济研究所的可能性。陶西格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担任《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编辑工作有40多年。《美国关税史》(1882/2009)一书使陶西格一举成名。此书先后再版了7次,陶西格也变成美国关税研究方面的泰斗级人物。1911年,陶西格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此书在美国和英国成为讲授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陶西格《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4版也是该书的最终版本于1939年问世。陶西格另一本重要著作是1927年出版的《国际贸易》,该书被认为是这一领域重要的书。陶西格属于保守主义者(他反对女性职工最低工资和联邦所得税,他还是硬通货的倡导者),但是,作为编辑和老师,他鼓励人们提出不同的观点。陶西格还曾在地方、州和联邦级别担任职务。陶西格担任的最重要职务是1917年到1920年期间的美国关税委员会首任主席一职。在他职权范围之内,陶西格的目标是,本着审慎的原则,从研究出发,然后提出建议。提出建议的基础是那些能够取代以前关税立法中的政治动机的事实依据(Keene,2000;Schumpeter,Cole and Mason,1941)。陶西格担任的关税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非常重要,在美国宪法第16次修正案通过之前,关税收入是联邦收入的主要来源。美国宪法第16次修正案规定了联邦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