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建立

《政治算术：西蒙·库兹涅茨与经济学的实证传统》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建立,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18年12月，美国统计协会（ASA）和美国经济学会（AEA）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了联合年度会议，部分原因是为了接纳那些曾经为联邦政府从事战时工作的成员（Alchon，1985，38）。这次会议特别要集中讨论“一些杰出的政府和商界人士所确信的关于可信赖的经济咨询可以极大促进一个社会的计划能力的问题”（Bernstein，2001，40）。此次年度会议的亮点是美国统计协会卫斯理·克莱尔·米切尔和美国经济学会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所做的主席报告。米切尔认为，“一战使统计不仅被用来记录已经发生的事件，而且还成为筹划应该做哪些事情的重要因素。”在报告中，米切尔提出，既然统计已经成功地被用来解决战争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应用统计方法解决和平时期存在的问题也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就像统计在自然科学和工业领域的应用已经做到的那样，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统计方法可以通过促进稳健改革而不是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呼吁保留中央统计局或其他类似机构以“反映政府对统计的整体需要……为满足政府的这种需要奠定系统的规划，”为那些对国家决策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提供相关统计数据，而无论这个人是政府管理人员、立法者还是选民（Mitchell，1919，234-35）。

欧文·费雪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报告中呼吁将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的科学研究作为缓解社会冲突的手段。他认为，如果经济学家们能秉持独立和公正的立场，经济学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承担在初见端倪的阶级斗争中扮演双方均信任的仲裁者”。为促成此事，费雪建议创建两个新的机构，一个负责传播我们现已拥有的经济知识，另一个机构应该丰富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为成立这两个机构，他建议：

应该创建一个用于经济研究的基金会，由劳资双方和经济学家共同分担管理。该基金会应该是一种用来研究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的实验室。如今，自然科学通常拥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但经济学家却不得不自己承担获取资料、数据和计算的费用。费用高昂的研究，虽然绝对不是经济学家所追求的，但如果经济学家们想要在研究财富分配、利润体系、劳工暴动和其他紧迫的现实问题为公众提供重要的服务，则费用高昂的研究是必须的。（Fisher，1919，11，19，20）

如前所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结构和作用就已经被勾画出来，此外，战争时期的经验还暴露出国家缺乏在进行战争动员和重建时所急需的数量信息，这些都强化了马尔科姆·罗蒂（Malcolm Rorty）的论证。虽然对新成立的组织持有一些怀疑态度，但英联邦基金会在1919年12月还是提供了20000美元的一年经费（Alchon，1985，56-57）。英联邦基金会是由斯蒂芬·哈克尼斯（Stephen Harkness）（他的父亲曾是约翰·洛克菲勒早期合伙人）在1918注册成立的，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人类的整体福利做些事情”。在接下来的一个月，[1]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埃德温·盖伊被选为第一任局长。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章程指出，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致力于“以最广泛和自由的方式鼓励调查、研究和探索发现，以及运用知识为人类谋福利，特别要开展……经济、社会、产业科学领域的准确而且公正的研究，并为此与政府、高等学府、学术团体以及个人合作”（Fabricant，1984，7）。章程要求AEA和ASA各自任命一名成员作为代表参加董事会，同样董事会也包括来自劳工、雇主、制造业、银行、农业、工程和律师均有代表参加。起初，国家经济研究局打算吸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来自各个联邦机构经济部门的代表参加董事会，但后来由于英联邦基金会的反对而取消。联邦基金会认为这些任命过于政治化。1927年，六所大学的经济系（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也有代表参加董事会（Hawley 1990，303）。董事会的首任成员大体上包括埃德温·盖伊、卫斯理·克莱尔·米切尔、T.S.亚当斯（T.S.Adams）、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阿琳·杨（Allyn Young）、内厄姆·斯通（Nahum Stone）。被任命的董事包括阿奇·萧伯纳（Arch Shaw）和马尔科姆·罗蒂（Malcolm Rorty），后者于1922年接替埃德温·盖成为董事长。

卫斯理·克莱尔·米切尔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首位研究主管，直到1945年才辞去该职。在获得学士学位后，米切尔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和经济学。对其影响深远的三位老师是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J.劳伦斯·劳克林（J.Laurence Laughlin）。劳克林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首位系主任，《政治经济杂志》的创始编辑。他是一位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膨胀式的货币供给扩张和货币数量论。他引导米切尔对货币理论产生极大兴趣，为联邦政府的美元纸币发行提供建议，其关于纸币对经济体系影响的分析在内战期间被作为案例研究。米切尔发现，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联邦军队不断改变的财富。此外，米切尔可以向工人证明，内战期间，名义工资没有赶上价格上升的步伐，因而实际工资在下降，这就使大部分的通货膨胀论者的幻想破灭，至少可以说明扩张型货币政策会损害其利益。更重要的是，米切尔的论文出版成一本叫做《货币史》的著作。该著作成为应用统计方法阐述货币、价格和工资之间关系的开山之作（Smith，1994，Smith 2000）。

1899年米切尔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03年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伯克利分校，他开始确信经济学的未来在于数据收集与分析，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是国家最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米切尔认为，如果拥有关于经济周期的充分信息，经济学家就能够确定经济的各个方面是如何相互发生作用，从而控制经济的波动。在《经济周期》（1913）一书中，米切尔分析了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并提供了从1908~1911年期间经济波动的详细统计记录。米切尔的研究首次揭示了统计分析能够发挥的作用，它也开创了在考虑几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研究经济周期的工作。米切尔得出结论，所有关于紧缩的理论——过度储蓄、政治动荡、银根紧缩、生产过剩、建设减少、天气甚至太阳黑子——可能是对的。米切尔承认，他既不能证实这些理论也不能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已收集到的所有数据，但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为以后的研究人员奠定基础（Smith 1994；Smith 2000）。

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1952，23）称《经济周期》一书与马歇尔（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凯恩斯（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并列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931，662）则认为，《经济周期》中的分析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范式”。1913年，米切尔入职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米切尔帮助成立了社会研究学院，并在该学院讲授三年。但是，米切尔逐渐发现，由于该学院不授予学位，无法吸引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于是，在以前同事的催促下，米切尔又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1925年开始担任美国经济协会负责人，并于1947年荣获首届弗朗西斯A.沃克（Francis A.Walker）奖。沃克奖每五年授予一次，用来奖励那些为经济学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在埃德温·盖伊和卫斯理·克莱尔·米切尔的领导下，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取得了极大成功。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首个独立于主流大学的私人研究机构。在全体优秀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布鲁金斯学会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但由于专门研究具体政策问题以及对民主党与日俱增的认同感也为其赢得了具有党派偏见的名声（Bernstein，2001，42）。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国家经济研究局坚信自己的目标应该是在没有偏见和宣传的情况下，以一种专业的方式描述经济事实。米切尔坚持要求所有的学术报告都不应该提出政策建议。作为研究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对各种社会问题不持有任何观点。此外，为充分保证客观性，在决定采用和发表某篇报告之前，需要得到每位董事会成员的同意。董事会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在报告上附加其同意或不同意的观点。这些措施是为了保障“有效地清除所有观点和建议，只有那些完全是对事实的研究才能够通过审查”。（Smith，1994，65）此外，所有的研究必须与公众关心的问题有关，要具有实用性，既能反映经济的整体状况也要反映提供资助的商界的需要。

[1] 即1920年1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