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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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兹涅茨所处的年代，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像他那样全方位开展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相互作用的研究。关于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积极和不利效应，库兹涅茨更加关注前者。库兹涅茨指出，资料显示，在1970年之前，还没有过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也在下降的例子。人口快速增长会提高人均收入，这是因为它增加了对有用知识产生影响的因素的数量。人口快速增长会增加储蓄的原因是，它不但提高了储户和非储户的比率而且还提高了高收入阶层的储蓄额。人口规模变大还有助于改善经济规模和提升人们对新产品的反应程度（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虽然一般情况下，人口高速增长会产生这些积极作用，但库兹涅茨意识到，在欠发达国家，人口急剧增长通常是由于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造成的，有些时候，它会压垮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阻碍这些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库兹涅茨指出，人口增长加快所产生的经济意义主要归功于死亡率的下降。与之相关的是，发病率的下降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抚养子女和子女教育投资的回报从而改善生活质量。

此外，由于死亡率在城镇中下降的速度快于乡村，它促进了城镇化并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死亡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于，它改变了社会机制以适应新的经济机会，如死亡率的下降诱发了生育率的下降并促进了人口流动。育龄期末家庭规模（completed family size）的缩小以及家庭规模缩小速度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年轻一代冲破家庭的影响并开始接受现代道德规范。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经济体系中，现代道德规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参与热情。在库兹涅茨眼中，血缘关系和经济回报之间的断层是客观检验经济成就战胜传统上对家庭关系的回报的核心因素。

库兹涅茨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牵涉多个层面。库兹涅茨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人口因素对可观测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在库兹涅茨学术生涯的初期阶段，他就开始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测度问题以及识别不平等影响因素的方法。探索这两方面的问题有助于阐明，制定一项缓解20世纪初各国贫困人群恶劣经济状况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库兹涅茨认为，除非贫困群体至少能够完全像更加富有的阶层那样分享经济发展果实，否则，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威胁。库兹涅茨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更加平等的分配看做是一个可取的和一致的目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亚洲国家明显地步入了人口快速增长（由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人均收入快速提高的发展路径。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迹象似乎表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削弱了国家现代化为穷人带来的好处。通过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库兹涅茨认为，亚洲国家不应机械地应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方法，因为它未能考虑制度上存在的差异。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亚洲国家家庭文化的性质与西方国家不同。亚洲国家家庭（住户）规模的差异性要比美国或西方国家大得多。在大家庭中，家庭成员的地位不同，不仅如此，家庭内部的收入流动也存在差异。对家庭收入的通常统计并没有反映这种收入流动的差异性。

上述这些差异性非常明确，得到认可。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统计关系也呈现在我们面前。例如，家庭人数与家庭人均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于是，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各自位置上的变化[1]取决于收入分配的规模是按照家庭总收入还是按照家庭人均收入来统计。此外，人口增长率会改变家庭的年龄结构。与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相比，在人口快速增长而且生育率很高的国家，户主较为年轻的家庭比重较高，户主年龄在65以上的比重较低。

[1] 指在收入分配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