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家的库兹涅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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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是自凯恩斯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作为库兹涅茨重要研究领域之一的“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理论”，其影响可以通过《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结果报告》（United Nations 1973——78）中的作者索引来加以衡量。该报告是由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对全球范围内从最早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分析。在作者索引中经常出现的个人包括人口学创新家安斯利J.科尔（Ansley J.Coale）、理查德A.伊科斯特林、托马斯R.马尔萨斯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A.刘易斯（W.A.Lewis）和贡纳尔·缪尔达尔。对库兹涅茨的引用要超过这些专家中的任何一个人，超过的幅度通常很大，甚至还超过了对那些集体作者的引用，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只有将联合国所有组织加到一起，引用库兹涅茨文献的数量才小于他们。

在库兹涅茨创建的理论中，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题目；我们可以仅就库兹涅茨创建这一理论的方法做些简要评述。为此，以区分经济增长中的局部和全面增长理论来开始我们的评述是有益的，库兹涅茨经常这样做。库兹涅茨所说的“局部理论”是对从经济增长一般进程中分离出来的几个变量加以深度思考的结果。在这方面，各种增长数学模型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期间不断涌现，库兹涅茨对此表示表示欢迎。这些模型又回到了那些在斯密、马尔萨斯和熊皮特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使得长期以来忽视增长理论的现象最终得以解决。不过，库兹涅茨还是担心，通过数学建模将各种苛刻的美学标准植入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做法变得非常时髦，但这种研究趋势有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从而不大可能为实现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目标作出持久贡献。在库兹涅茨看来，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技术进步理论、人口增长理论、生产的经济结构变动理论、政治和社会组织变迁理论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理论。“一般理论”不仅要包含上面所述的各种理论内容，还应阐明将这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动态反馈机制。

库兹涅茨意识到，创建一般增长理论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他有生之年可能难以完成。对库兹涅茨来说，如果能够为实现一般增长理论的最终目标有所贡献，局部模型就应该受到欢迎。库兹涅茨本人对许多局部模型的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在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一职的演说中，库兹涅茨提出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产生的影响，这是他使用局部模型的一个典型例子（Kuznets 1955）。正是在这篇论文中，库兹涅茨提出了如下的假设：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即，在低水平的人均收入阶段），经济增长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但到了后期阶段（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经济增长将会减少不平等。这一假设在有关文献中被称之为“倒U型假说”（或者库兹涅茨曲线），它引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旨在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一步完善该假说并加以实证检验的研究工作。世界银行还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将“倒U形假说”转变成适用于估计世界贫困人口规模的经济计量模型（Anand and Kanbur 1984，1987，1993；请参考Fei，Ranis，and Kuo 1978）。

值得指出的是，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这篇论文，不仅被看做是一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论文，它本身还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倒U形假说”（Field 1980，78，84）。这种情况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原因是：虽然库兹涅茨在文章中着力强调其假说的理论意义，但他曾反复提出告诫，自己对数据不完整性的提示并非是事实，它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猜测而已。库兹涅茨论文的绝大部分用来解释增长进程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扩大和缩小不平带来的压力。库兹涅茨的论文还描述了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影响这些因素相对力量发生变化的过程。

对库兹涅茨来讲，使用数学方法对模型加以解释应该是件容易的事情（库兹涅茨在论文中为阐述经济发展进程而展示的计算暗含着一套方程），但他选择使用数字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效果。与数学表达式相比，使用数值例子有两个优势：一方面，它突出了关键变量和参数变化的有限区间，而使用这些关键变量和参数可以产生假定的曲线；另一方面，数值例子使得更为广泛的读者能够了解其观点。考虑到模型只不过是通过一连串长长的推理来说明一些隐藏很深的含义，因此，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限制论文的读者范围。

上面列举的这个例子，不但说明了库兹涅茨阐述理论的一些重要方法，它还揭示了经济学这一专业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库兹涅茨对理论的拓展与现有的、碎片化的事实相一致，他使用数值例子而不是代数方法去阐述理论。虽然库兹涅茨撰写的论文被广泛解释成为实证研究方面的论文，但他反复提出告诫，自己用于支撑理论而使用的数据并非完整。库兹涅茨着重指出，即使自己使用的数据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们仍然只适用于极端有限的时期，反映的是独特的历史经验。因此，库兹涅茨强调，依据他的理论作出推论时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尽管如此，库兹涅茨提出的忠告还是被丢到了一边，他的假设被上升到定律的水平，成为众多正规模型的基础。此外，库兹涅茨假设还使经济计量的分析变得更加精细，其中有一些已经与复杂的现实脱节，而库兹涅茨试图探讨的正是这复杂的现实世界。

上面列举的例子还提醒我们关注当代理论存在的缺陷：倾向于依据某一理论使用的数学方法来评估该理论的价值。按照这一评价标准，最好的理论使用的数学方法是最通用的，而且尽可能免受来自实证或准实证分析的限制，对函数形式尽可能不做规定。但是，这一标准是纯粹的美学主义，等同于将14行诗的形式施加到诗歌的创作。暂且不考虑美学问题，对经济学来说，这种严格的限制条件基本上没有什么必要，因为绝大多数的经济变量取值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限制的。应用这一常识往往会使那些在纯粹的（抽象的）分析结构下没有解的模型有解。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是一位优雅的分析家，他经常利用人口行为变化范围有限这一特点使反映经验关系的人口模型有解，这样，他就可以使用该模型，否则就会有很大的难度。尽管在建立人口模型的过程中，数据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经济学领域所面对的，但正是这种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对库兹涅茨来说，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描述和归纳经济体某些可观测行为的理论，而不是那些试图通过提出一套最简单的先验假设和对函数关系作出最弱的规定的方法获得某一特殊推论的学说。在库兹涅茨看来，最为有效但不一定正确的理论包括：马尔萨斯对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阐述、约瑟夫·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沃尔特·霍夫曼（Water Hoffman）的工业化阶段理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人口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理论、生命周期储蓄行为的变化理论、人力资本形成理论、收入分配规模影响因素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特别是由罗伯特·索洛、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兹维·格里利切斯（Zvi Grilliches）以及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提出的理论隐含着会计核算恒等式。在将数据应用到增长模型的过程中，如果灵活使用，会计核算恒等式就会变得非常有用）。

库兹涅茨认识到，将一般的概括加以规范化并说明如何基于一套有限的先验假设作出推论的做法会带来许多益处。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可能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工具，它并不需要那些由早期理论家提出的并不可靠而且令人费解的消费者心理假设。基于几个简单的关于偏好次序的假设，我们就可以推导出需求曲线。消费理论在数理方面的进展不但还引发了人们关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间的重要区别，它也对估计需求函数的统计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虽然库兹涅茨丝毫没有贬低已取得的成就之意，但他还是有些担心，认为理论的形成正在变得越来越变的缺乏新意，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过渡投入造成的。有太多的论文只是在探讨，在给定的假设简约方式模型中，如果改变这个或那个假设条件会产生什么结果。虽然这些作者曾强调模型对假设的敏感性问题，但这些很难为研究现实世界提供指导。无论如何，这种方式的学术研究变得时髦起来，那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开发了一套质量评估标准，而这些标准与最终在实证研究中应用该模型没有任何关系。为了避免缺乏新意的现象，在创建假设简约式模型过程中，应该紧密联系和不断融入来自实证研究、实验和临床研究的成果，就如同自然科学通常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