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一文创作于：2023-03-27 10:54:02，全文字数：32697。

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为代表的控制手段虚拟化，以及空间更加多元、侵入人们生活世界的劳动形式虚拟化。福克斯将数字劳动看作“数字信息技术价值链条中资本积累需要的全部劳动方式”[8]，这种总体性样态在不同生产背景中得以具体化。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虚拟空间是“物的依赖性”结构的新特征。一方面，虚拟空间打破了数字劳动的时空局限性，只要有互联网接入的地点，人们都时刻处在劳作之中，根本无暇从事个人精神发展。以保留自身工作岗位的生存为目的，人们必须不断延长自身劳动时间，提高自身时间分配效率和数字化技术掌握能力，即便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每年因年龄等问题失业的劳工仍不断增多，其他产业部门也由于技术化革新大规模裁员，瓦克曼所说的“工作极化”问题席卷各个产业，西方风行的“削减劳动时间运动”沦为空谈数字。另一方面，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之所以成为纯粹的物而丧失了自身主体性的价值性，就因为抽象的社会劳动形式取代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自身的本质关系。“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3]51劳动者通过将劳动投入虚拟空间使自身成为一个抽象的表现对象，劳动的具体性与劳动者渐行渐远，人们的主体性进一步丧失。

由于数字网络技术投入成本大、技术要求高，虚拟空间就越来越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而其余大部分人则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中沦为数字劳工，这种生产结构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资产者—劳动者间铺展，同时也在世界体系中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铺展，精神政治的支配性也就随之扩散。数字劳动的普遍性将主体性套入算法的既定技术格式之中，生活、劳动、娱乐都成为数字生产方式重构主体性的操作环节，数字劳动的过程也就成为了主体与自身生命本性相剥离的过程。正如阿多诺所说：“尽管文化工业毫无疑问地诉诸它所关注的成千上万的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大众却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是被计算的对象和机器的附属物。”[9]技术在对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处境进行改造，人们变成了精神生产工业的终端，成为资本流通环节的一部分。

(二)劳动过程：虚拟空间精神生产的表现

在精神生产方面，数字技术成为精神生产主体和内容的中介，资本控制下的信息大数据和高度智能化的算法随之控制了劳动主体，在情绪、情感、价值等主体意识维度人被数字化的中介所重构。数字技术及其工具作为生产中介以数字技术应用的既定程序不断再造着人们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以技术化的精神产品获得资本增殖。

一方面，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技术对劳动与生活控制的介入体现在社会全方位的技术监控机制中，直接反映在技术对于劳动者个体声誉指标的控制上。数字技术将对生产或者服务过程中人的情感与情绪活动的全面监控，纳入一种制约生产效率与影响交易效率的可测量化指标体系，作为一种劳动者精神能力的“软效能”。例如，甘迪尼指出情感活动本身在劳动与消费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将其作为一种劳动过程，“声誉指标拥有相当大的影响……会影响到劳工的地位，以及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做出的聘用决定”[10]。因此，“态度、社会倾向和性格特征……情感……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劳动，因为员工的指标、反馈、排名和/或评级实际上显示在每个平台上”[11]。数字技术使劳动情绪、服务态度与客户满意度的制度化测量和反馈成为可能，从而影响到劳动者的报酬、职位以及声望，并被纳入劳动生产率，与“末位淘汰”“指标评比”等相挂钩。正如韩炳哲所分析的“情绪才是精神政治对人进行控制的有效媒介”[12]65，劳动者必须在劳动过程中控制自身的情感和情绪活动，因为这些个体情绪的建构已经成为付出劳动的一部分，这就令劳动过程中的“强制改变”变成劳动者的“自我改变”，使劳动者自行通过服从技术体系的评价规范来异化自身的精神活动，使劳动者的精神活动符合数字化工作场所、指标体系的需要，通过精神对技术的从属，实现对资本的从属，呈现一种“自我剥削”的特征。

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呈现“去自然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7]171，高度技术化的物质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规定了精神生产的“去自然性”趋势。在前现代文明中，人的精神生产活动通常来源于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直接关系，例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精神产品具有强烈的“自然性”，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与对象化世界的共鸣。资本主义诞生与发展以来，货币作为资本最现实也最抽象的载体成为整个社会的中介，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逐渐深化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外化，人的生产与生活实践的“自然性”让位于异化了的资本属性，精神生产与精神产品的“自然化”属性逐渐消失。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使一切社会存在物都连接在一起，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得极其依赖数字技术。在资本裹挟下的虚拟空间中，美术、戏曲、文学等自然化精神产品被电子游戏、网络购物、在线聊天等数字化产品取代，传统的“自然性”精神产品在数字时代很难找到普遍性共鸣。这不仅使精神生产规律直接化约为简单的资本增殖规律，还异化了精神产品内在的超越物质现实的自由本性，使人的创造性的本真性被技术中介所覆盖。虚拟空间仿佛成了以资本为最高目的的全新“自然”，阻断了人们精神活动接触自然本性的通路，形成了精神生产的闭环。精神产品的“去自然化”与精神生产的“去自然化”互为依托，精神及其产品的存在被虚拟空间所笼罩和支配。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贫乏，精神活动庸俗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述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3]。

(三)技术规则：虚拟空间精神尺度的建构

随着数字技术对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全面接管，一种技术理性的“算法工具主义”形成了。马克思曾言，“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14]49，技术工具替代劳动创造性越是显著，人的价值理性被技术理性取代也越彻底。精神活动本具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52的主体能动性与丰富性、基于精神生产者生命历程和意识结构的多元性及独特性统统被异化为依赖于技术形式、无法摆脱技术工具的精神产品生产过程。数字技术革命将以技术为中介、资本为动源的支配性权力隐藏在人们生命过程的普遍时间中，而这一时间的普遍性已然被转化为虚拟空间技术规则的普遍性。虚拟空间搭建起来的“价值无涉”假象，实质上是以实证思维确立完全脱离于人的个体性价值形式的中立化领域，仅仅关注事实的经验性、实证性和有效性，以绝对化的“先验真理”替代人的价值的丰富性。但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一种技术有效性被视为最高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我们通常称为‘技术统治’。它是神秘化地装扮成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清除价值判断的科学世界观的技术统治意识形态。”[15]在资本的作用下，数字技术以最为明显也最隐蔽的形式扩张并控制了主体精神世界，即数字异化。这意味着技术理性在不断侵入大众的精神形态，将精神主体性改造成为技术逻辑的外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塑造计算思想和技术理性的思维范式，凭借人们对于技术系统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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