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一文创作于：2023-03-27 10:54:02，全文字数：32697。

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件信任使之产生对数字技术的强烈依赖，从而丧失自我的精神主体性和创造力。资本通过“技术黑箱”生产特定的信息和知识，从而通过操控精神的生成而操控社会权力，人们身处其中进行无意识的精神实践，却无法逃离整个资本的技术控制。

无论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技术规制行事、依靠技术工具思考、通过技术中介互动、以技术要求来衡量价值和创造文化，主体精神在被工具理性化为技术终端的过程中，就如同马克思论述的“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7]246，卢卡奇的“使其丧失人格并且削弱了其‘灵魂’”[16]，虚拟空间的精神尺度由此建立。人精神生产的主体性被异化为一种活的、能动的数字工具。资本支配的虚拟空间取代了人与世界的直接接触和意义的获取，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社会进步的表象，人沉浸在不停歇的进步主义幻象过程中，不断抽离着自身的主体性，这样的生活，注定是空虚的。

(四)意识形态：虚拟空间精神话语的诱导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商品或服务的供求，无需政府或其他力量的干预，就能实现最优的结果”[17]，他们认可市场在几乎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效性，并试图消解集体公共性与私人选择之间矛盾的道德标准。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自发性的合理性，认为市场原则本身就应当取代公共部门干预整个社会生活，并以自发性评判作为道德原则。这也就等于将非道德性的市场原则延伸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导致了道德评判和基本价值原则的缺位，取而代之的则是伦理基础的个人利益导向。韩炳哲正是以“自我剥削”的新自由主义作为精神政治的核心特征，指出主体虽然摆脱了外在的、显性的统治，但又“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1]20。此时，主体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一种在“自我筹划、自我优化的项目”[1]85中被精神政治改造的人。

虚拟空间号称“所有人都可以进入……不需要考虑种族、经济实力、暴力、出生地带来的特权或偏见……一种思维的文明，将比政府历来所创设的更加接近平等主义与人道主义”[18]。网络数字平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人们在工作时空、信息获取、社会互动、发表言论等方面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捷和自由，也因此制造了一个信息乌托邦。这种数字场域正因其匿名性和时空脱场的物理特征助长了新自由主义的实现，认为应以技术框架代替道德规范来保证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和算法的精准计算在较大程度上规避市场风险，在精神生产领域则可以帮助人们生产更加丰富的精神产品，并实现基于数字平台精神产品的共享。但这种假象回避了一种隐蔽的事实：以增值的价值作为非道德性空间的基本价值。在此逻辑下，自由发表意见和展示价值来标榜自身的“自由民主”背后都是平台本身算法的“黑箱”对庞大信息流的价值操控。这种依赖于平台技术规范模式与市场要求进行精神生产的“技术政治”，将虚拟空间的伦理导向隐蔽在信息茧房、算法推荐、感官刺激、欲望满足的“自由”中，人们只能在算法技术给予的内容和框架中被动“自由”选择。

在这种去价值化的虚拟空间中，精神体验的虚无化不可避免。马克思界定的意义时间“无论是在自然的时间框架内自在地存在着，还是在社会时间的空间里自为地活动着，都是为了能够创造价值和体验价值”[19]，但意义时间却在新自由主义帷幕下因剩余时间剥削而被解构，同时伴随着“人的世界”的贬值。20世纪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生动再现了人们争名逐利，却最终陷入价值虚空、精神空洞的迷茫之中的状况。剩余时间不断渗入生活时间，并侵占了意义时间。技术带来的时间加速不断制造时间紧迫感，进而给人们带来快节奏、感官刺激性的精神体验，如电影特效、电子游戏、虚拟实景技术以及消费景观，人们在其中获得短暂的、表面的精神满足，实则却愈发茫然无措，不断强化自身的价值虚无感。技术工业化的精神产品是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控制人们非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塑造意识形态的异化精神产品，抽空了人的主体性和精神信仰，是精神政治在生活世界领域的集中表现。

三、在理论与行动之间：精神政治的扬弃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种种精神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主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也存在内在限度，无论精神政治施以何种严密的统治，也不可能带来“历史的终结”。因为无论如何，数字资本的虚拟空间精神政治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最新阶段，仍然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的现实性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14]66无论福柯、阿甘本还是韩炳哲，他们的批判话语都必须被回溯到马克思那里，从历史运动的辩证性中反思其中的绝望情绪或理想主义，唯此，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基础无法离开马克思，才可能为打开全新的精神空间创造理论前提。精神政治的解放不是孤立的，而是置于无产阶级摆脱“物的依赖性”整体性运动之中的，它脱胎于资本主义，最终也将会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扬弃。

(一)用现实击破形式：回归经济生活优先性分析范式

资本搭建的虚拟空间精神政治形式形成了权力统治的闭环，数字资本主义危机是经济危机与精神危机的统一。麦克卢汉曾经在批判数字化媒介社会时指出数字时代的异化会引发一场“媒介革命”，“他用媒介替换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代替了劳动和财富管理的方式”[20]，但是他并没有给出革命的结果，因为他显然只看到了数字异化问题的表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是无所不包的统摄性支配逻辑，它的物质生产形式决定着精神生产形式。无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始终是劳动和资本冲突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744

而在韩炳哲那里，“作为对自由进行实践的生存艺术，就必须采用去心理化的模式。它让作为统治工具的精神政治无计可施，主体被去心理化，就意味着被倒空，只有这样主体才会在任何生存模式下都获得自由。”[12]107这是他给出的精神政治解脱方案。很明显，这种将精神政治问题悬置的方式使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决定作用变得无足轻重，劳动的对象性不再重要，本质上仍是用资本主义建构自由的方式来批判资本主义，只能幻想形式的自由。这实际上继承自许多当代左翼思想家的理论风格：当人们身处庞大的抽象统治结构之中，即便发现了这种统治术及自身的卑微处境，但仍然屈服于命运，因为他们认为从劳动到社会的整体抽象化形式是无法摆脱的。这正是他们绝望情绪的来源，也是资本的精神政治学本就想达到的目的。而虚拟空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外衣下人们被允许寻找与享受自由，但这本质上是利用技术操纵人们的自由意识而已。自由也成为了空洞、异化的自由，而不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表达。因此，即便这些精神政治学家的病症诊断相当深刻，但他们的药方却无法治本。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革命，才能摆脱这种被统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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