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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位阶

时间:2023-03-27 10:54:48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位阶一文创作于:2023-03-27 10:54:48,全文字数:30645。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位阶

”来从事所要求的劳动。因此,“按照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17]。三是工人被边缘化。支配性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被边缘化,被边缘化的工人处于无声的状态,被忽视,甚至在社会政治结构中“消失”,被视为“不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对被支配和被压迫感觉最强烈的不是“在岗工人”,而是不断增大的相对剩余人口,他们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人口统计表、劳动统计表、国民经济统计表等中被忽视,常年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世界”之中,如桥洞、城市下水道等,还时刻要遭受物质匮乏乃至死亡的威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关系,在事实上,是一种支配性制度和支配性关系。它作为一个整体,对工人阶级具有支配性和强制性。雇佣劳动制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奴隶制度,只是打上了“现代文明”的烙印,装饰了“权利平等”的“花环”。马克思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16]258甚至,在马克思看来,披着“现代文明”外衣的雇佣劳动制度,比以往的社会关系具有更强的支配性和压迫性,因为它是隐性的、不易被察觉的,反抗起来无论从话语权上还是革命实践上都增加了难度。另外,“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5]370。

马克思的致思取向,常常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关系正义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非正义的基础上,建构了未来新社会的关系正义,即互依性社会关系[11]143。这是一种全新型社会关系,一种非支配性社会关系。这种互依性社会关系的载体形式就是“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422“自由人联合体”是自由人的自由自愿的联合,它摆脱了以往时代所存在的那种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压迫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支配性因素将不复存在。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阶级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阶级的消失,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国家形式也将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对抗的基础上,人们在根本利益上将会实现一致性,没有了根本利益的对立,战争就会消亡。在这种条件下,支配性社会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每个人在服务于他人自由发展的同时也会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不像以往的历史中总是通过压制和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实现另外一部分人的发展。在未来新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社会会为每个人的发展完善提供充分条件。

三、马克思正义观的高级位阶:发展正义

马克思一生的追求是实现人类解放,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跃迁,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就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基于此,马克思对正义观的建构,也是服务于未来新社会的,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要素而存在的,都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们在位阶上就必然从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价值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其根本价值目标[18]。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邀请恩格斯为即将出版发行的周刊《新纪元》题词,用来表述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征,从而和但丁对旧世界的描述,也即与“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相区别。恩格斯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只有《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最为合适,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9]。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也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将“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4]683。基于此,我们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思索中,始终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变总是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不正义状态。因此,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最高位阶,其他的相关正义层面都从属于发展正义,为发展正义所统摄。

从分配正义来看,在马克思分配正义观中,按需分配是最重要的,也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实质,按劳分配只是一个不得已的过渡性设置,是在生产力还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坚持的分配原则。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私有制就难以废除,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同时劳动还主要是谋生的方式和手段,难以真正成为发展自身的需要。而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后,劳动就从主要是谋生的手段变为发展自我的需要,由现代分工下的“强制劳动”变成自由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真正实现分配正义——按需分配,需要的平等是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分配方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广泛被认可的。但是,对于“按需分配”本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都没有作过多解释,因此产生很多误解,其根源就在“需”,也即按照何种需要进行分配,需要作出限制和界定。如果每一个人需要什么,社会都去满足,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岛屿,自然资源是不可能“允许”的,这种意义上的按需分配就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是,我们结合前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基本精神、发展原则、价值追求,就完全可以知道,这里的“需”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20]。罗杰·汉考克也提出:“马克思偏爱按需分配的真正原因,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隐含的道德自我实现理论。”[21]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内涵的马克思分配正义处于发展正义的下层位阶。

从关系正义来看,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关系正义的建构指向建立一种互依性社会关系,用于取代以往社会形态下的支配性社会关系。而支配性社会关系的典型表现是剥削、劳动强制、边缘化等,一部分人能够支配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过程、劳动果实等。在这种关系下,一部分人则通过限制、压制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实现自我的发展的。这种悲惨的局面,虽然在现代社会之前有其客观原因,那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社会无法提供出实现所有人发展自身的物质资料。在当时,基于不公正的社会关系,统治阶级(主要是基于血统序列下的贵族)成为“幸运儿”,而广大人民群众却成为“弃儿”,被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剥夺了发展自身的机会。而在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社会基本有能力提供保证每一个人都获得一定程度发展的物质条件下,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机会发展自身,终身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来实现另一部分人的资本积累,保障他们能够享受私人飞机、豪华游艇、无节制的盛宴等奢侈无度的生活,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了,我们无法再归咎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基于此,马克思诉求社会关系的变革,以建立互依性社会关系为目标,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社会关系条件,毕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139。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如前所述,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下,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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