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全球化境遇

民粹主义的全球化境遇一文创作于：2023-03-27 10:55:27，全文字数：33183。

民粹主义的全球化境遇

��民粹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至今为止，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其矛盾危机也从最初的一国范围演变成国际性的，危机爆发的频度和烈度不断上升，民粹主义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反复出现，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特点。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衰颓、金融危机、“黑天鹅”事件频发，传统的国际政治格局、经济、社会形势发生深刻变革，民粹主义除具有平民化、直接民主诉求、极端化等一般特征外，其内容与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当代民粹主义具有突出的全球联动性。传统民粹主义主要是在世界各地比较零散地存在，彼此之间较为独立，不管是第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和美国人民党运动，还是第二波浪潮中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运动，都是在某一地区局部性发生，地域性特征明显。与之相比，当代民粹主义发生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境遇下，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之间联系和互动日渐频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经济震荡，从北美地区的美国到欧洲多个国家，并蔓延到全球其他地区。民粹主义作为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常常发生于经济、政治结构严重失衡的重大危机时期[9]。金融危机触发了大众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冲突加剧、资源调配失衡的讨论及对资本与市场的反抗。处于全球化中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思想理念等各方面都极为相似和一致，使民粹主义在东、西两个半球几乎同时勃兴。法国“黄马甲”运动发生后，不仅助长了法国国内其他社会运动，如工人上街游行、警察罢工等，在全球网络体系和链条的传导下还出现外溢效应。最早在北美地区，加拿大多地民众刻意模仿法国“黄马甲”身穿黄色背心，抗议特鲁多政府即将签署的《全球移民协议》；在德国，2019年初也爆发了“黄马甲”运动，抗议斯图加特实行的禁柴令①。比利时、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也相继爆发了程度不等的“黄马甲”运动，在不同国家还同时出现了具有相同主张、相同组织特征的一系列民粹主义政党，显示出民粹主义运动时间上的同时性与空间上的联动性。

其次，当代民粹主义在左、右两翼同时勃兴，但右翼民粹力量更加强势，呈现出极端的右翼排外倾向。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有左翼和右翼两种变体，主要以左翼民粹主义为主流。而当代民粹主义的发展，从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从希腊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到法国的国民阵线，表现为左右两翼民粹主义同时迸发，而右翼的呼啸异常尖利。一方面，左翼民粹主义通常聚焦公平正义、财富平等分配等民生问题，并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和贫富分化。2016年，桑德斯以其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赢得了广泛支持，也据此被看作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他尤为关注经济议题，主要针对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据调查，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90%的家庭几乎相等[10]，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桑德斯将矛头对准华尔街、大企业和所谓的建制派，并号召人民行动起来进行反对权势阶层特别是反对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革命。桑德斯还重点关注民生和社会弱势群体，并尝试为工人阶级争取更多权益，包括提倡美联储进行金融改革和缩小贫富差距等。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经历着新的惊人的崛起，它着重强调保护自由贸易，以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和排外主义为特征，外在表现为反移民难民、反全球化。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和美国特朗普便是其代表人物。法国国民阵线作为极右翼民粹政党，其领导人马里·勒庞的支持率曾一度高居第一，该党坚持民族主义思想，基本政策是反全球化和极端排外，主张“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更加关注本国利益。全球化的冲击影响了社会中潜在的文化和身份分歧，并激活和放大了它们，由此带来的数以百万计的移民难民严重威胁了所在国占主体地位群体的生存空间：就业机会减少、治安恶化、福利水平下降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愈来愈强烈，加深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鸿沟。同样，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最初利用的也是移民问题。他指责非法移民摧毁了美国，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数百万非法移民冲击了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种“外来移民抢了发达国家国民的饭碗、浪费了发达国家宝贵的福利资源”的思潮就此而生[11]。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将1100万无证移民驱逐出国，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隔离墙，在完全查清入境目的之前禁止穆斯林入境”[12]的极端主张，强势击败了传统建制派精英。此外，右翼民粹还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极端思潮繁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代民粹主义的主导力量。

最后，当代民粹主义的反精英色彩强烈。传统民粹主义主要是由精英发起、社会民众参与的抗议运动。其中，精英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有目的地寻找自身与大众的利益重叠处和交汇点，据此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来迎合民众，并以其为利益实现的依托、藉口和工具。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发动“到民间去”运动，热情的民粹派成员深入俄国各地农村，试图鼓动农民进行革命反抗特权阶层与资本主义。他们虽然表现出浓厚的反精英情绪，却恰恰是精英主导的社会运动。这些民粹主义者把知识分子看成可以拯救俄国人民命运、改变历史道路的力量, 而把群众看成是“群氓”、英雄塑造历史的工具[13]。而当代民粹主义最醒目的特征则是平民大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多表现为民众自发有意识的积极主动参与，民粹主义运动开始由盲目走向自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球自由贸易增长虽然对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但特定行业受到打击，传统制造业大量外迁或外包，大量非技能和半技能工人利益受损、失业或未充分就业。这与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精英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民粹主义者还经常描绘这样的情景：由努力工作的生产者构成的高尚的中产阶级被上层的精英和下层的寄生虫等人群两个阶层所挤压[14]。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和那些处于下层的不劳而获者共同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这使得夹在中间的中下阶层日渐产生怨恨和愤懑，激起社会大众对精英的反叛。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信息交流与沟通更为便捷即时，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层级垄断，各社会群体的意见可以自由直接表达，为民粹主义的全球大众动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全球化时代这些新的民粹主义者认为，精英权力日益扩大进而试图控制和操控人民大众是精英策划的阴谋，而事实上大多数政治精英与底层民众是格格不入的。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但作为其外在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在本质上却是精英主义取向的。所谓民主，仅仅指的是选举精英成为领导人的过程，普通民众的参与和作用的发挥十分有限。按照精英主义理论，公共政策实质反映了统治精英而非“民众”的价值偏好。精英集团通常能够在政策问题上塑造大众舆论，而不是大众舆论塑造了精英对政策的观念[15]。精英的“代表性”大幅减弱，并逐渐脱离底层民众。正如简·杜克和艾·朗格所说：“民粹主义话语是在与精英主义话语的博弈中生成的一种抗争性话语。”[16]

整体而言，当代民粹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化之间联系密切。其全球联动性特征本身根源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问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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