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批判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批判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02:45，全文字数：31304。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批判

（第32页）。“祛魅”的启蒙又为自身“赋魅”，于是，技术在打倒神之后自身却成了神，成了人们新的崇拜对象。

一般意义上，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知觉状态存在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方面，面对更新速度加快的新技术与新概念，多数人无法明其要义、得其要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日新月异，技术“黑箱”越来越严重，核心科技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区块链、比特币、狗狗币、NFT（非同质化代币）、元宇宙，越来越多的新鲜科技概念如潮水般涌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对人们生活的全方位占领又让人感到科技的至关重要。技术的地位被无限抬高，技术与人的距离被无限拉远，使技术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变得难以掌控和难以企及，成了“可感又超感的怪物”。于是，技术便赋上了一层魅，人们对其充满了畏惧、敬仰与崇拜。但由于技术本身的“科学主义”和客观性色彩，这一崇拜心理也比以往的拜物教更加隐匿。

由此，人工智能时代下，人们呈现出被技术宰制的生存样态和技术崇拜的知觉状态，在生产和生活、实践和心理认知层面都建筑起了对技术的崇拜与服从，人的主体性地位丧失。

二、技术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理性与单向度

从意识形态视角重点关注技术拜物教作为意识形态的驯化过程与作用，可以看到，工具理性的张扬遮蔽了价值理性，其在全社会的统治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人，从而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人工智能时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技术理性的垄断地位，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占领。这样，工具理性获得了从意识领域到实践活动再到人类社会的绝对统治，具有了至高无上、傲视一切的地位，而对工具理性的高度信仰与崇拜使技术获得了拜物教性质。

（一）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社会图景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大旗被高高举起，工具理性，或称技术理性，被视为现代化最重要的精神支撑，成为被推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7]（第3-4页），并在发展过程中压抑、排挤批判理性和价值理性，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企图把整个人类社会打造成“一个由理性指导和控制的机器”[8]（第37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无论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工具理性都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权威。人工智能时代下数字技术实现了全社会、多领域的应用与支配，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逻辑实现了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实践活动以及社会运行的多重统治。

在意识领域，“工业化把人的灵魂物化了”[4]（第25页），工具理性成为人们唯一的思维模式和考量向度，人们表现出了对数字系统的高度信任，数字逻辑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世界观方面，人们主要通过网络世界认识世界。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世界观被信息技术通过智能算法推荐和海量信息轰炸建构起来，并通过“信息茧房”效应使这一观念得以固化。在人生观方面，智能算法推荐等技术作用下，一些信息被选择性地推送到人们面前，且其中主要是一些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内容。由此，人们就成了井底之蛙，能看到的只有那一小片天地，能看到的人生发展方向和方式也就只有那些被推送到面前的样态。人们对人生目的的认识也就局限在了追求物质享受上，秉持的人生态度就限定在了享乐主义，其人生价值也就与财富占有高度挂钩。在价值观方面，随着技术生活化和生活技术化进程的发展，技术系统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支撑。数字逻辑逐渐被无限信任，人们只对数字平台的数据给以足够的信任与依赖，而人的主观意见则变得无足轻重，人与人的关系和联结变得松散又缺乏信任。

在实践领域，工具理性成为人们在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行事的根本判断标准和行为依据。在科学研究中，科学被等同于实证，人的主观因素被视为非科学的。人们在研究中尽可能地排除人的因素，人文社科研究中也要尽可能地进行实证研究、加入数据分析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在生产劳动中，作为实质是对时间进行标准量化的时钟成为现代化重要的物象，实现了对人们时空观的量化和标准化。以雇佣工人工作时限为代表现代劳动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确立下来，泰勒制等量化、标准化测定工人劳动时间和动作的管理方法盛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人们的劳动价值观，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更加强化了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的量化和劳动时间管理的标准化。上下班打卡时间、工作系统在线时长、996工作机制等量化数据成为衡量一个员工的工作态度与价值的重要依据。在日常生活上，数字平台及其数据成为日常生活准则和行为依据。日常生活出行靠系统导航，商品消费靠智能推荐，服务消费选择靠系统评分，文艺作品看平台评分与评论数量，交友婚恋靠大数据匹配。这样，数字平台与智能算法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人与人的交往、信任与亲密关系却越来越薄弱。

（二）单向度的极权社会样态

马尔库塞强调了技术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认为工具理性的统治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技术和政治统治相耦合，技术合理性便意味着政治合理性，技术政治化和政治技术化一体发展，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由理性指导和控制的机器”[9]（第37页）。人工智能时代下，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技术成为社会治理的内在程序，成为控制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理性保障，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成为社会治理的内在程序，工具理性成为政治领域的统治力量。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使人们沉浸在对物质产品的享受与不停的追逐中。与此同时，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消费主义的价值引导与商品堆砌的现实冲击共同发力，使广大民众沉浸于物质世界虚假欲望的满足和符号消费的追求中，沉湎于对商品和金钱的占有的冲动和未能占有的焦虑的之中，而忘却了精神世界的丰盈，丢失了批判性与超越性思考，迷失了生命意义的沉思，整个社会由此便成为一个单向度的极权社会。

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成为控制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理性保障，工具理性实现了对人们私人生活领域和精神文化的控制。数字技术等的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数字媒体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用户。社交媒体成为一种景观构建的途径：少数资本家在幕后操控着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娱乐化、消费主义化的“景观性表演”，而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成为“痴迷的观众”，在沉默地欣赏表演的过程中已经被隐形地控制，丧失掉自身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成为“景观”的奴隶。这样，工具理性便实现了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控制。并且借由数字平台，人们的信息接收能力和社交能力得以提升，在沉浸式“景观表演”中，人们逐渐“按广告宣传处世和消费、爱人之所爱与恨人之所恨”[9]（第6页）从而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工具理性也就实现了对人们私人生活领域的控制。资产阶级的极权化统治掩藏在表面虚假的繁荣之下，人们成了泡在资产阶级提供的“温水”——甚至是“糖水”里的“青蛙”，难以自知，由此便丢失了对现状的自主思考能力，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的、批判的、超越的、建构的向度，迷失了对自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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