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

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03:46，全文字数：31516。

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

��费者的消费欲望，其目的是延扩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在马尔库塞看来，虚假需要是资本主义运用外在支配力量强迫人们进行过度消费，不论个人与这些需要多么相一致并从这些需要中得到多大的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8]（第6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是人们以一种非自主性选择的消费来实现自己满足感的，因此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是“那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需要”[8]（第6页）。

高兹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异化消费批判理论对异化消费的根源及其后果作出了全面的阐释。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异化消费主要根源于其秉持的“经济理性”，在经济理性的统治下，人们失去了一切自由活动的可能性，无法摆脱被消费机器奴役的命运。经济理性为资本增值而存在，它的重大功能就是把一切关系都聚焦在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这一唯一的动机上。也就是说，经济理性把“消费”嵌入全社会并使之成为中心，让所有群体在所有领域都紧紧围绕着这一中心旋转。高兹指出，经济理性主张“消费越多越好”的原则，从而把“利润尺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在此标准下，评价个人及其“生活品质”的问题不再依据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1](第113页)。这就深刻表明，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判断人们幸福与否、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拥有多少财富以及消费掉多少财富。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这种评判标尺，在高兹看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紧张对立，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因而消费仍然被统摄在生产之下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如广告、包装、样式翻新等）制造“虚假需要”从而促使全社会成员都致力于不断扩大消费、过渡消费，其背后的目标仍然是为化解无限生产规模与庞大商品堆积之间的矛盾。

高兹认为，“异化消费”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攫取从而最终引发生态系统的分崩离析。消费缘起于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需要是一种“虚假需要”，是人为造成的需要而非人们的实际需要。为了满足“虚假需要”，消费变成虚假的需要，也就是“异化消费”。在高兹看来，“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的深层逻辑是经济理性的运转。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自然资源被资本家展开最大限度的控制，进行最大限度的增加投资，以使自己长期霸居世界市场“金字塔”顶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所关注的是以最低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商品），而不是考量怎样借助于调节生产与人的生活相适应、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9]（第5页）。这就深刻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驱使，“降低成本”以产出最大限度“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就会置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于不顾，而不断进行超越实际需求过度生产，无休止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把一切自然资源都转变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然后又不断加强对于商品的消费力度与范围。其后果就是撕裂生态系统平衡性，最终引发生态危机。可见，高兹关于异化消费的阐释对时弊的揭示是一针见血的，深刻揭示了异化消费的资本主义根源及其造成的严重生态后果。

在问题化解模式构建上，高兹提出克服异化消费的生态途径，即“少但更好”的消费模式。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对商品消费的最大量需要，实际上能够借助于供应数量更少、更好、更耐用的产品而得到满足。除此之外，这种需要也能够借助于更轻松、更乐观的生活方式而减少。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消费得比现在少而生活工作得比现在好，只要通过变换一种消费方式就可以实现。“于是技术、社会关系、消费模式或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维持不变”[10]（第94页）。怎样改变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从而把“生产越少、消费越少、工作越少、生活多样化”[9]（第68-69页）确立为生活变得更好的唯一方式呢？这是高兹的追问，也是当代面临严峻环境问题的省思。当代全球性的环境难题与资本主义所秉持的“要么增长、要么毁灭”的法则具有紧密内在关联。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增长”是无限的，因而其追求的“消费”也呈现出无限扩大态势。“增长”与“消费”的恶性循环持续不断地加剧了人对自然的盘剥与压榨，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撕裂与摧毁。鉴于此，在当代中国，我们不能陷入资本的“反生态逻辑”，而是要“规范和引领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11]。但同样也不能陷入“异化消费”陷阱，而是要推动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在现实中“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消费和不合理消费”[5]（第248页）。

三、劳动分工再析及其当代形态思考

“劳动分工”是亚当·斯密较早提到的概念，其著作《国富论》界定：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以及劳动所表征出的技能、熟练和判断，其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2]（第7页）。之后，马克思对劳动分工作出区分，强调劳动分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而与之相反的广义的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分工形式。在资本主义狭义分工的语境下人属于异化的存在，也就是人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高兹吸取了马克思关于狭义劳动分工的精要，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引发人与自然关系冲突的经济根基，而劳动分工又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对异化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场域中劳动分工的批判。他在《劳动分工的批判》（即《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中明确强调：“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13]（第23页）

在高兹看来，作为“一切异化根源”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勾连，资本主义生产秉持“利润挂帅”经济理性原则，而劳动分工则是对这一原则的强化。这样，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对现代文明社会所引发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分析与洞见“始于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14]（第582页）。分析现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的生态危机、自然危机，高兹主要基于这样几个维度展开：其一，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高兹立足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与视野提到，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支配下“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2]（第417页），也就是“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2]（第418页）。在这里，劳动分工使人严格按照资本的逻辑畸形发展为“局部工人”，发展成机器的一部分。把工人的某一项专业技能极端化从而跃升生产力，其后果就是由于“异化生产力”的跃升而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范围与无度攫取，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其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因阻碍工人自治而导致生态危机。在高兹看来，权力的分散化和自主化是工人自治的核心目标，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却把权力进行集中化和专业化，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森严等级制度的持存，又反过来助推分工的国际化，即形成国际劳动分工。此种分工主要表征为“生产的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权力分散和自主的不可能”[14]（第583页）。分散化、自主化的管理方式主张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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