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

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03:46，全文字数：31516。

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

��实际需要与自然展开合理的“物质转换”，而专业化、集权化的管理方式则立足利润与自然展开非对称性的“物质变换”。因此，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必然撕裂自然生态的平衡系统。其三，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目的及其对自然生态的危害。在高兹那里，“资本增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贯穿劳动分工全过程。也就是说，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的宰制下屈从于“资本增值”原则的支配，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此目的“到了工人那里，只有对其实施强制性的分工才能得以实现”[14]（第583页）。这就深刻表明，受制于“资本增值”原则，能够巨幅跃升生产力的劳动分工便成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有效工具。这样，资本主义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更细的劳动分工，而不管劳动分工对工人造成怎样的片面化。片面化的直接后果，如前所述，就是把工人畸形发展为纯粹的仅有单一性技能的利润攫取的强力工具，这种“强力工具”转向自然，便是对自然资源不加反思的无休止索取从而最终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可见，高兹关于资本主义语境下劳动分工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论断切中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反生态属性。也就是说，通过提升生产力而扩大对自然资源无限度攫取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目的，这就内在促使自然资源无节制地转变为“资本增值”的庞大商品，其后果便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对于如何化解由劳动分工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高兹提出了“劳工战略”的思想。其“劳工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涵盖两个维度：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向以及工人的自我管理。但高兹提出的“劳工战略”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方式不同，它只是“一种温和的改良式的战略”[15]，因而这一战略从根本上讲并不能实现，于是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当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横开拓，劳动分工都越来越趋于精细化、专业化。事实上，劳动分工是助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6]（第132-133页），其结果就是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6]（第275-276页）。随着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完善，各个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全部打破，使得“地域的、狭隘的个人为世界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6]（第39-40页），先前的那些民族史、区域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6]（第50页）。这就深刻表明，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内在逻辑上看，劳动分工主要内蕴三重内涵：一是让劳动者做他们擅长的工作；二是让劳动者固定做一种工作从而成为熟练工；三是对劳动者能力素质要求的差异性越大，社会分工就越是不可或缺，从而“分工后效率提升也就越明显”[17]。工业革命之后的劳动分工属于第三条，其不断深化、细化的演变，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但在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细化演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超越“资本增值”的逻辑，坚持高兹所强调的“生态理性”，把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资源问题融入劳动分工的发展视域，促使劳动分工绿色转向，竭力规避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四、科学技术理性审思及其当代利弊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哈贝马斯等都对资本主义下的科学技术进行剖析与批判，并从意识形态论域中形成一系列关于科技理性批判的思想观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理论，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视域中审视资本主义，从而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理论视界持续“扩大和深化了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负面功能、消极作用的认识”[18]。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要成员的高兹，根据时代特征变化，在吸纳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技批判理论的地基上，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

高兹对科学技术的生态批判，集中表征为他对科学技术的“非中立性”阐释。在高兹看来，科学技术并不具有中立性，而是常常与意识形态交融在一起从而表现出非中立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不是独立于主导意识形态之外而与人们生产实践毫无相关的东西。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服从于这个生产过程并和它整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13]（第165页）。这表明，科学技术一旦受到资本主义的裹挟，就会表现出经济理性的“病症”，即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正是基于如此这般的考量，资本主义便把那些与经济理性相矛盾的科学技术全部予以抹消，而仅仅“发展那些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相一致的并且发展那些有助于资本主义进行持续统治的技术”[9]（第18-19页）。高兹认为，科学技术在“产者与其产品；个人、集体和整个社会；工人与之工作；人与环境”等四种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当它沦为资本主义的“奴隶”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时，其“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与工具从而把社会推向“利润至上”的单向度社会。因为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以及树立产品服务于公众的目标从而使劳动变得更加愉悦，这并非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焦点，恰恰相反，他们关注的“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9]（第5页）。也就是说，在高兹那里，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生产原则会把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生态技术法西斯主义”，即借助于科学技术把生命的再生产乃至于人类生命的再生产实现工业化，“把胎儿和器官商品化，把遗传基因甚至人类的基因工具化”[10]（第102页），这样就势必会造成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从而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为阐明资本主义语境下科学技术对生态造成的损害，高兹选取资本主义的核技术运用作为具体例子。他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效益的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面对能源危机，法国政府擅自批准实施核计划，企图用核能替代短缺的可再生资源从而解决能源危机。但高兹随后强调，核废料本身及其储存都潜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核电的生产中也很容易引发核事故，因为反应堆运行时的“主要安全机制从没有被证明可靠”[9]（第101页），即是说，由于它的机制与原子弹完全一样，因而“增值反应堆是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的”[9]（第107页）。倘若发生核事故，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被泄露出来，就会给整个生态圈带来严重的伤害，那时人类将会面临巨大的生态灾难。这样，科学技术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就会加强对人、社会和自然的支配与控制，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部异化为物的关系，也就是使之按照经济理性的原则持存着。当然，高兹并非就因此而拒斥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而是提出科学技术的生态学原则，把科学技术界划为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类即“硬技术（Hardtechnolody）”与“软技术（Softtechnology）”1“硬技术”与“软技术”是高兹根据生态学原则而提出的概念及特点。在高兹看来，所谓“硬技术”就是建立在资本、资源高度密集以及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技术（如核技术），其本质是在权力高度集中语境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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