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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

时间:2023-04-12 06:57:56

“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57:56,全文字数:31714。

“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

水,唯止能止众止。”[12]178此处“流水”与“止水”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作为“流动”的反义词,“止”即停滞不动之意。而《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13]4则将“止”作为“定”“静”之基础和前提……种种案例表明,早在许慎之前,在文字运用渐趋成熟的先秦时代,人们对于“止”字已约定俗成将其作为指代“停止、止息”的符号在使用。根据年代越早就越靠近真相的法则,先秦诸子显然比今人更清楚“止”字的意义源头,那么其根源到底在哪里?

回到“止”字的赋义逻辑中,则一切有望得到一个根本性解释。根据“止”字最初的甲骨文形象,为“”,大约是一个脚印的形象,金文则更为直观,为“”。《说文解字》解释为“下基也。象?木出有址,故以止??足。凡止之?俳源又埂?8]49。意思是“止”表示物类下部的根基,就像草木的根脚一样,因此也以“止”表示“足”。段玉裁注“许书无趾字,止即趾也”。[14]118进一步认定“止”字最初为“足”“趾”的象形符号,余者不赘述。那么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后人的注解,皆以“止”为“从足”,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然而,造成人们对“止”赋义争讼之处也正在于此。“从足”似乎与“行走”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武”字亦可理解而为“持戈而行”“荷戈而行”,所以导致今天学界争讼不休的地方,不在于是否“持戈”,而在于“武”字脚下之“止”到底是该训诂为“行”还是“停止”。那么,到底是许慎“误会”古人,还是今人“误会”许慎,都聚焦于此。

横向考证获得新的思路:古人表“行走”之字符与“止”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关联,是以何种方式关联?从目前来看,与“止”字符关系最密切的表行走的字符是“步”,篆文作“”,甲骨文作“”,而金文作“”,又作“”,从字形上看,就是两个“止”字的叠加,换句话说,“步”字就是一前一后两个“脚印”。《说文解字·步部》解释为“行也。从相背。”段玉裁注解说:“止少相?者,上登之象;止少相随者,行步之象,相背犹相随也。”[14]120“止”与“少”相背者,就是“前后两个脚印相跟随”,这才是行走之象!至于“行”字,虽无“止”部,甲骨文作“”,金文作“”,从原始字义来看,似乎表示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因而才与行走有关系。但从“步”字的金文字符“”造型与行金文字符“”相通来看,“步”字本也有在路上行走之意。根据《康熙字典》的集注:《说文》解释“行”为“人之步趋也。《类篇》:从彳,从亍。《韵会》:从彳,左步;从亍,右步也。左右步俱举,而后为行者也”。[15]因而,“行”与“步”不仅在所表达的字义上是可通的,在赋义上也是一以贯之的。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原来古人在“步”“行”与“止”的赋义逻辑上,虽然皆为“从足”,但是以双足一前一后跨出为“行”为“步”,而单一的脚印则意味着“另一脚并未跨出”而为“止”为停。

2.3 “止”的先秦使用语境:“行-止”作为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

以“止”为停,不仅在于“步”“行”“止”等字的构字赋义逻辑的对比上;还在于在先秦的语言文字使用中,“行”“止”二字本来就是相反相成的一对范畴。“行”与“止”对,如同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一样,是人们心中常有常在的概念范畴。如《孟子·梁惠王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13]210《管子·幼官》:“动静不记,行止无量。”[16]这里的“行”或“止”就是一对明显反义词,但又相对相成:“行”是相对于“止”的行为而言;而“止”是在“行”中停顿。《汉语大词典》解释说“行步和止息,犹言动和定”[17]。这些都昭示着,在“止”字的使用语境中,它本来就是“从足”的,但在“从足”的语境之下中,它恰恰表示与“行”相对应概念,也就是“停下来”的意思。这与《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用法,也是可以相通解的。

综合前述分析可以明确3点:第一,“武”属“事”而非“物”,在中国古人“六书”造字逻辑中,其属于会意字而非象形字。第二,在“止”字的赋义逻辑中,“止”作为“脚印”的象形字符参与赋义,根据人们以前后两个脚印指代“步”(意思为行)的逻辑推断,人们以单独的脚印也就是“另一只脚没有迈出”代表停止。第三,在“从足”的使用语境中,先秦人们以“行-止”作为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而使用,因而也不能以“从足”认为“止”有行走之意,它恰恰在“从足”的范畴中表“停止”。

因此,从多角度看,对于“武”的形义训诂,都不应该排斥和否定自楚庄王至许慎以来武字“止戈”的认知传统。但同时也值得关注的是:“止戈”事实上也并不拒斥“持戈”,因为从整体上看,对于“止戈”完整的“比类合谊”的理解应该是“有(持)戈止步”,其所否定和拒斥的是“以止为行”的训诂误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武”字的意义生成,事实上在“止戈”与“持戈”间保持不小的文化张力,而这种张力也让中国古人在对待“武事”“暴力”的态度上,保留着“进可攻退可守”的中庸智慧,也内在地生发出立体浑圆的中华武德内涵。

3 “止戈”命题下中华武德内涵结构的生成

3.1 从“在德论武”到“在武论德”:“武德”定义逻辑回归

有学者倾向于在“军事的武德”与“武术的武德”之间展开并行的探讨,如兼顾如上两套“武德”的发展实践史梳理其文化异同[18]。但也有学者逐渐将“武德”考察重心偏落于“武术的武德”。如直接将武德定义为“在中国道德伦理文化长期影响下,被习武群体所自觉认同的有关传武、习武、用武的行为规范”[19]。一般来说,将“武德”理解为“武术的道德”这种界定紧贴“武术”的当代性,符合当代人们对“武德”的常规性理解,是“武德”的核心话语之一。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界定也映射在现代语境下,尤其是当“武术”“中国武术”成为一门近现代学科和有意识的文化现象之后,人们对“武术”“武术人”的应然价值作反向推定的一种理解。但这样不免会带来对“军事武德”的割裂与贬黜,况且今日之武术与冷兵器时代之军事是有文化基因的延续性的。那么对“武德”的认识和界定,能否不偏落地、跨越时空诠释带有原初文化基因的“武德”?这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事实上,在救亡图存、民族精神觉醒的近现代中国,无论是民国在“去病夫”的情结[20]里通过“尚武”的锤炼以强国强种,还是新中国“增强人民体质”“武术外交”的话语,都构成今天武术教育及研究的政治文化底色。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近现代“武侠”精神,还是“武德”价值,都是经历“民族精神”陶冶之后的“再造与重塑”[21]。那么这意味着,当前所认识的那个“武德”,是带有现当代底色的“武德”;如果想认识原初、整全、历经历史流变还依然存在着不变的文化基因的“武德”,就需要回溯到文化的源头,回到“止戈为武”的文化初心来寻找。

回到武事发生的原初语境中,“武德”本身不应是在某种有色伦理照射下对“武”的价值规定(武文化的发生不晚于儒墨百家的伦理建构),而应该是对“武事”本然之貌和具足之理的自然投射。如此,则可合“军事”与“武术”为一,合“武事”与“武人”为一,亦没有不同年代之伦理与话语底色之分,但可涵盖在家国为军事,在个体为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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