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

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49:07，全文字数：39321。

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

��闺里的女孩。她出生时，家中的哥哥姐姐最小的比她大14岁。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成年人的环境里，没有玩伴，只有孤独。孤独，常常是幻想的温床；快乐的诗歌难作，痛苦的诗歌好写。从懵懵懂懂地幻想爱，到苦苦追求自己的真爱，到建立起被社会习俗认可的家庭，再到后来她义无反顾地离婚，蒂斯黛尔把爱的欢欣，更多的是爱的苦涩，清新或隐晦地写进了她诗歌的字里行间。而要理解这些诗行间所洋溢着的复杂的爱的情绪，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了解一下影响了她诗歌创作的几桩恋情：

“通信恋人”约翰·迈耶斯·欧哈拉(John Meyers O’Hara)，是一个居住在纽约的诗人。1908年，虽然蒂斯黛尔已经于前一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但24岁的她仍然是一个被父母呵护着的孩子。因为欧哈拉翻译过萨福的一些诗歌，蒂斯黛尔因此跟他开始了通信联系。渐渐地，欧哈拉开始在信中越来越多地表达他对蒂斯黛尔的爱慕之情。受到保守家庭的影响，蒂斯黛尔对他始终保持审慎、矜持的态度，但她一直把他作为一个情感表达和诗歌交流的对象。直到1911年1月去纽约蒂斯黛尔才第一次见到欧哈拉。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见面，使得这桩由距离产生的恋情，因为见面而瞬间“气化”。

“海上恋人”斯塔福·哈特菲尔德(Stafford Hatfield)，是一个在音乐、文学和科学等方面都颇具才华的英国人。1912年夏天，蒂斯黛尔与女诗人杰西·里滕豪斯同游欧洲，在回程的游船上她与哈特菲尔德一见钟情。这个男士的侃侃而谈、温柔体贴让蒂斯黛尔不能自拔。他们在纽约上岸后，蒂斯黛尔仍然陷在这段感情里不能自拔。然而，这个英国男子在她回到圣路易斯约一个星期后便乘船离开了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这番萍水相逢的罗曼司，给蒂斯黛尔的打击非常大，更增添了她恋歌的感伤气息。

“永不表态的恋人”约翰·霍尔·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是一个因为诗歌才华而打动蒂斯黛尔的纽约诗人。她1912年秋天读到惠洛克的诗集，折服于他的诗才。1913年1月，蒂斯黛尔在纽约第一次见到惠洛克。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与惠洛克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但他始终没有同意与她结婚。蒂斯黛尔的不少爱情诗是献给惠洛克的。

“一文不名的恋人”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是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小城的、才华横溢却一文不名的诗人。林赛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他属于芝加哥诗派，但他厌恶工业文明。他的诗歌吸收了爵士乐的特点，节奏感很强；他经常靠朗诵诗歌或唱诗维持生存。1915年出版的《中国夜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蒂斯黛尔大约是在1913年6月认识林赛的。她非常仰慕林赛的才华，但两个人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同：蒂斯黛尔自幼养尊处优，林赛家境贫寒；蒂斯黛尔一心要生活在纽约那样的大都市，而林赛则深爱着他所生活的中西部，并希望蒂斯黛尔能跟他一起到中西部去。更主要的是，蒂斯黛尔体弱多病，而这时她的父亲已经年迈，她必须寻找一个能为她提供经济基础的伴侣，所以，到最后时刻，她还是忍痛离开了林赛。虽然蒂斯黛尔后来与菲尔辛格结婚，但她婚后仍非常尊重林赛，且始终心怀自责。林赛于1931年自杀，结束了自己吟唱的一生。这给蒂斯黛尔沉重的打击，两年后，她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鞋匠恋人”恩斯特·菲尔辛格(Ernst Filsinger)，是一个商人，圣路易斯城一家制鞋工厂的合伙人，与蒂斯黛尔是同乡。他是1914年三四月间蒂斯黛尔的朋友尤妮斯从芝加哥到圣路易斯时介绍的一个熟人。菲尔辛格早就知道蒂斯黛尔的诗名，读过并且能背上她的不少诗作。蒂斯黛尔苦苦寻觅，遇见了那么多的才子，但最终还是与本城的一个商人结婚。他们于1914年12月19日在蒂斯黛尔的家中举行了低调的婚礼。

虽然从当初写诗时，蒂斯黛尔就在诗中梦想爱情，但是，从1912年到1914年，在两年多的时间中，蒂斯黛尔却非常迫切地要找到一个终身伴侣而不只是爱情；特别是在1914年，她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诗，主要精力放在终身大事上。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时她已经30岁，而她的父亲已经风烛残年。一年当中会有几个月在旅馆和疗养院度过的她，必须找到一个能在经济上给她保障的丈夫；为了诗歌创作，在生活上她必须有一个依靠。“通信恋人”欧哈拉虽然还和她保持通信，但早已被她排除；那个风流倜傥的“英国恋人”哈特菲尔德，已经杳无音信；她所钟情的惠洛克始终含糊其辞，似乎另有所爱；她所迷恋的林赛要等挣足了钱才有勇气跟她结婚。可是，她不敢再等，最终与崇拜她的菲尔辛格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对于蒂斯黛尔的选择，媒体很是不以为然。《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标题是“女诗人嫁给男鞋匠”，虽然这个标题显得粗鲁，但美国《诗刊》主编哈里特·门罗的确为蒂斯黛尔没有和诗人林赛结婚感到遗憾，因为她着实希望看到伊丽莎白·芭蕾特嫁给罗伯特·勃朗宁的英国诗坛佳话，能在美国诗坛再现[1]143。但婚姻的确让蒂斯黛尔无处着落的心有了安放之所，婚姻也的确使蒂斯黛尔获得了人们所认为的幸福。一时间，蒂斯黛尔甚至觉得幸福得写不出满意的诗歌。“幸福的诗歌要比不幸福的诗歌更难写。”她自己也在书信中写道：“爱既圆满，情诗难作。”[1]155事实证明，蒂斯黛尔与菲尔辛格的婚姻是仓促且没有基础的，它甚至成为蒂斯黛尔的精神负担，并于1929年走到了尽头。蒂斯黛尔也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1]156。

蒂斯黛尔的一生除了体弱多病，还忍受着不时发作的精神抑郁。离婚之后，生理与心理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她与行吟诗人林赛仍然保持着交往，1931年，他们最后一次在纽约见面。林赛离开纽约不久便自尽离世，而蒂斯黛尔两年后也永别人间。爱情不幸诗歌幸。婚姻的不幸福，似乎让蒂斯黛尔又找到了抒情的支点。如果说，1915年之前蒂斯黛尔的诗歌多写追求爱的痛苦，那么，1915年之后她的诗歌则多写对所谓“爱”的失望。她的第四本诗集《恋歌》(1917)似乎是“承上”，第五本诗集《火焰与阴影》(1920)大致可看作是“启下”。纵观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虽然她也涉及其他题材，甚至写过以“一战”为背景的《细雨终将来临》，但是，爱情是她一生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近一个世纪的世界诗坛上，还很少有诗人如此执著地将爱作为诗歌的表现主题。爱的梦想、爱的惆怅、爱的欢欣、爱的失落、爱的绝望，串起了她一生宝石一样璀璨的“恋歌”。

蒂斯黛尔的“恋歌”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一类是幻想的，诗中的“你”或者“我”常常是虚拟的，这种情况在她早期诗歌中尤其明显；一类是有一定指向性的，有的作品甚至明确标明献给谁；一类是模糊的，难以确定的。蒂斯黛尔的“恋歌”表达得最多的是对爱情期待而不能获得的忧伤之情。加之她的诗歌多用常见的意象和较为传统的形式，这使得她的诗歌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而深得各个时代的读者喜爱。当然，爱情不仅是蒂斯黛尔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同时诗歌创作也是她表达内心苦闷彷徨的媒介方式。就是说，她的不少诗作虽然以爱为名，但实际上是要表达她内心的某种情绪，于是，她的爱情诗便成为承载各种情绪的百宝箱。

蒂斯黛尔除了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短小的恋歌，她还写过一些古代题材的长诗。这些诗歌多以历史上敢爱敢恨、热情奔放的女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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