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51:08，全文字数：33725。

干瑞青

(山东政法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提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1]549-550。中共开始进行向南发展战略，尤其注意到干部配备在南进战略中的重要价值，但此时干部配备主要是随军干部，主要服从军事部署，开展党政军民各项工作。总结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方针，有学者把此次向南发展战略归结为“绾毂中原，控制河南、皖北”“发展华南，创建五岭根据地”“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三个方略，但这些研究缺少对中共中央南进战略的轻重缓急的分析，难以把握向南发展战略的层次关系，这就使人们对抗战后期至抗战胜利，中共由向南发展战略到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战略转变期间的历史缺乏全面了解。为此，本文对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中的干部部署工作进行细致分析梳理，希望能抛砖引玉。笔者按照中共新的军事力量于1944年7月进入河南、1944年11月进军华南、1944年12月渡江南进的先后顺序展开论述，以便细致体现中央的战略部署。

一、绾毂中原与向河南发展的干部部署工作

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是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给主持新四军军事、政治工作的张云逸、饶漱石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的李先念、郑位三的电报《关于华中部队准备向河南发展的指示》中提出的，其战略意义在于“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2]259，直接目的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为了向河南发展，中共中央从八路军、新四军抽调部队进入河南，同时进行了干部配备工作，以便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队伍。

(一)中央部署绾毂中原战略

1944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激战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南沦陷区建设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并指示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党委选派河南皖北干部党员回去进行群众工作、组织抗日队伍武装。但“为避免国共摩擦，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不要向河南推进”[2]231，因此进入河南的中共党政军人员没有采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标志，如新四军五师组建的豫南游击兵团与王树声、戴季英的河南人民抗日军等。

1944年6月，中央决定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主要由新四军五师完成，一是中央与河南党委组织一时失去联系，二是五师一直活跃在平汉铁路两侧的河南与湖北交界地方，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此时五师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干部短缺的困境，郑位三、李先念等在给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电报中一方面表明财政困难，一方面表示，抽兵、抽干部过快过多，可能使新根据地有失去的危险。因此，五师在半年内难以实现转移河南的任务，希望中央调派别的力量，并要求中央及华中局选派干部来，以替补被抽调的河南干部。

既然，新四军五师难以独立完成任务，中共中央在7月25日给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局的指示中，决定冀鲁豫分局调一个营加强河南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力量，即水东地区，因为此地已经有余克勤率领的冀鲁豫南下大队。同时，北方局从太岳派二个团渡河赴豫西，新四军五师抽出七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华中局从新四军四师抽五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建立阵地。

按照进军河南的时间顺序，1944年7月初，余克勤率领的冀鲁豫南下大队进入水东地区开展打击敌伪活动。1944年7月，“五师计划以信阳县、罗山县为基地，派出约20个县级以上的地方干部与两个军区团”[3]，并且由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抽调组成的豫南游击兵团北渡淮河进入正阳、确山、信阳三县交界地区开展工作。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在泗洪半城镇大王庄举行西征誓师大会，在师长彭雪枫带领下，“20日越过津浦路进入萧县，在短时间内，打退顽军阻挠，粉碎日伪进攻，迅速恢复了萧、夏、宿地区”[4]。1944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钧、徐子荣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2]391。194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给北局、平原、太岳的《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中才明确由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七七零团、警二团约一千六百人，十一月初由延安启程赴河南。到1945年1月王戴部与河南部队会合，中共已基本实现绾毂中原任务。

(二)中共中央实践绾毂中原的干部部署工作

为了绾毂中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中央要求进驻河南部队抽调干部随军。不但王、戴部带有河南干部，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四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并多次指示各局、新四军五师派出干部。这些随军干部的主要职责是稳固新区政权，解决军事斗争所需人员、给养等问题，如1944年7月25日，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中第四条对新区政权建设做出指示，要求“初期委派自己的县长区长，而且要善于吸引当地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出来做事。新政权任务在建立抗日秩序，担任初期军事需求的任务，……使人民认识新政权不仅向人民要东西，而且还能替人民做些有利事情”[2]289。同时，中共中央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要求“路(津浦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组织与团结人民”[2]384。1944年11月1日，《中央关于巩固津浦路以西地区并向水东发展给张云逸、饶漱石的指示》明确要求“军部与淮北区党委应迅速派大批干部去路西，建立地方武装与政权及进行群众工作，须知巩固路西地区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如有可能，邓子恢(淮北区党委书记)同志到路西去工作一时期是有必要的”[5]454。另外，中共中央赞扬了四师取得的战果，但也提出了批评，尤其新收编队伍的干部工作方面，指示派干部到新编部队，并要求派出的干部接受新编部队领袖的领导，防止出现武装政策错误。可见，改造新编队伍是干部工作的职责之一。

中共中央绾毂中原的干部部署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河南，配合军队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赢得了河南人民的热烈欢迎，巩固了抗日政权。1945年2月胡宗南发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可见一斑：“这些部队相当精干，……政工人员……对豫西民众，政治上很成功，收获很大。……代表抗战之国民党，所给人民之印象，……恰相反。”[6]24其次，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内外的政治声望，突出了敌后抗日力量才是解放中国的核心。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一再溃败，丧权辱国形成鲜明对比，戴季英、王树声在1945年2月26日以河南人民抗日军的名义发表了八项主张，发出誓与河南人民团结抗战到底的呼声，向国内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决心和雄心。

抗战胜利后，国共对峙形势日益严峻。1945年8月4日，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的指示电要求五师极力发展豫南力量，把师部迁往豫南。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河南军区面临严重的困难，1945年9月8日戴季英向刘少奇的报告提出，“……为保持主力，……河南军区及其所属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应尽量集结，选择适当时机，采取暂时退出嵩山基本区，向东南机动与中央局和五师联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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