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51:08，全文字数：33725。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

��支队，由此，东江纵队、临委的发展方向与方针开始以开辟华南根据地为主，干部调配工作随之改变。在1944年11月14日中央给尹林平的指示中，明确东江纵队的发展方向是广西和南路，要求他们派往西江的部队、干部要多一些。“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你们须办一大的训练军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短的几星期，长的三四月毕业，分批集训，主要向广西派遣。”[2]399根据中央的指示，1945年2月，东江纵队、临委已经开展武工队工作，如在1945年2月10日临委给周恩来和中央的报告中，有如下的工作部署：“……派武工队约四百人(内有在职团级干部三人、营级十人，连排级九十余人)挺进清远、四会、广宁，打好基础，再向连阳、湘桂边推进。……派武工队二百余人(团级二人，营级六人，连排级六十余人)挺进佛岗、英德、翁源，打好基础，向曲江、南雄及湘赣边推进。”[6]49同时，为更好地开展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并改为广东区党委。

1945年6月16日，鉴于美军不在华南登陆作战，而日军也未有从华南撤退迹象，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华南战略方针，即华南根据地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这决定了华南地区干部的调配方略，为此中央要求广东区党委“即派大的有利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向北江地区发展……”[7]525，以便与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合。由于王震、王首道部队受到国民党薛岳部的阻击，南下支队南进受到限制，这使得中央、军委急促广东区党委北进。7月15日，军委又给广东区党委发电，再次强调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的重要性，并要求“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6]182。1945年8月4日，中央又致电广东区党委，催促其派出一支有力支队，配备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及电台，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南下王震、王首道部队会合。同时，中央已经考虑到广东区党委将来面临的困境，要求“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6]203。此时，中央已经意识到广东部队可能难以与南下支队会合，已经开始做出战略调整。1945年8月9日，中央在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部署的指示中，把东江、韩江等游击区域作为树立华南革命根据地右翼基础的目的，以准备在大规模内战时能起华南一翼的牵制作用。而且，中央对此地武装工作队工作做出指示，“武工队应是政治工作队，故每组应有能灵活执行政策、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者，用各种方法去建立据点，切忌急躁暴露，以致群众受摧残”[6]210。1945年9月19日，鉴于南下支队已经北返，已不能建立五岭根据地，中央复电广东区党委，同意其分散坚持的部署，指示他们研究新的斗争方式，并特别说明多派干部去做广东渔民工作，武装渔民为我党所用。

2. 新四军五师的干部调配工作

创建华南根据地的另一支力量是新四军五师。根据五师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中央做出创建华南根据地战略之前，刘少奇、陈毅已经指示新四军五师应相机向鄂南发展。在1944年7月10日，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中要求，五师应该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并派得力干部去领导。1944年10月19日，中央同意划新四军第五师活动地区为湘鄂豫皖军区，以第五师首长兼任军区首长。但是，新四军五师向鄂南发展非常有限，一是中央战略是开辟河南根据地，而华中局、新四军主力主要面向东南发展，二是五师兵力、干部有限，左右前后缺少支援，属于孤军作战。因此，中央在12月18日给五师的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中强调，“中央除派王震率一个旅去湖南外，是不宜再派兵到你处了，你们亦不必派多兵到江南”[2]428。但是，在1945年1月，新四军五师与南下支队会合后，曾致电中央，要求“将五师的方针改成以发展为主，着重发展鄂南，请求中央继续派部队与干部南下，以及由河南人民抗日军接管信阳县以北的发展工作并打通与五师的联系，也就是将发展豫中的职责交给河南人民抗日军”[3]。后来，由于国民党、伪军的围攻，战略形势于五师不利，但五师仍派出一部与南下支队协同作战，主要是五师张体学部，配合南下支队创建了湘鄂边区。

与河南不同，华南根据地仅有有限的东江纵队力量，王震、王首道的南下支队属于孤军深入，这决定了创建五岭根据地计划难以实现或者成为被敌伪、国民党隔断的孤岛力量。但是，发展华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华南革命力量的联系与指导，八路军南下支队与新四军五师张体学部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奠定了基础。

三、控制苏浙与向东南发展的干部部署工作

如果说控制河南、创建华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的规定动作，那么控制苏浙、向东南发展战略开始时是华中局、新四军的自选动作，而且中共中央决心发展东南力量，是在派出南下支队之后的战略部署，这决定了完成控制苏浙任务的干部力量只能在华中、新四军内部抽调，中央给予的力量有限。从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给华中局的指示中，由于长江三角地区的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是日伪力量集中地区，开展城市工作才是关键，而且中共中央、毛泽东也考虑到这些地区是国民党抗战后必极力抢夺的重点，因此发展东南的战略必然寄托在具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身上。

(一)控制东南大城市的工作与建设苏浙根据地的军事部署

1. 中共中央的城市工作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一再溃败，促使中共向河南进军，更让中共中央看到了夺取城市的必要性，即增强军事政治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夺取政权。由于东北处于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把夺取城市投向平津，尤其是苏浙一带的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成为向东南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关于城市工作的专门会议，形成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委拟定大体计划，如分工负责、组织机关、干部配备工作。

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只是夺取城市的第一步工作，或者说开展城市工作只是一个构想，囿于军事政治力量，中共占领东南大城市的现实还很遥远。例如，在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给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恒、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中第七条，要求各地对中央的城市工作开展及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的实现的可能性，发表看法并询问是否已经着手研究城市工作。但中央并没有放弃对城市工作的关注，主要是统战的工作需要，在1944年9月4日给各中央局各分局及五师的《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第二条中，明确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依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

另外，继续开展夺取大城市的军事、党务工作，如1944年8月，中央指示华中局要在上海、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开展游击斗争，并且开展从吴淞至沙市的水手的组织工作。而且，中央要求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明确的任务安排。194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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