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51:08，全文字数：33725。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

月26日，刘少奇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部署意见，“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够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采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工作……”[5]458。这决定了中央建设苏浙根据地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城市工作。

2. 建设苏浙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工作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败退，如果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必然需要中国军队的配合，为了取得盟军的认可，华中局先提出由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但绾毂中原是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重点，所以中央要求除五师外的新四军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此时中央考虑到粟裕的两个团力量难以配合美军登陆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从而在对发展苏、浙地区的部署意见中，除设立苏浙军区、新四军各师抽调五至六个团南进外，更明确“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个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5]454。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西进、南下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带了沉重的压力，在1944年11月20日《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向中央的报告》中向中央表示，“由于西进、南下，同时并进，……我们已感到主力和主要干部不够分配的困难……”[2]411。由此，中央做出战略调整，在11月26日中央给华中局的关于华中军事部署的指示中，明确新四军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需再加兵力”[5]。因此，向东南发展的战略部署是中央战略不断调整的结果，与绾毂中原战略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八路军没有南下的部队，华中局、新四军是发展东南的全部力量，12月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过长江南下。

(二)向东南发展的干部部署工作

在《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和非党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再次，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作工、谋事，特别是苏北与胶东……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2]243-252总之，完成占领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工作，必须要配备好干部，而且只有具备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才能胜任。

为了发展东南，中央已经认识到华中局、新四军干部不足情况，一方面在1944年11月做出战略部署调整，一方面中央准备派干部进入苏浙皖工作。在9月27日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中，第六条是“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2]358。在10月24日军委给华中局的指示中，“为了帮助新四军完成以上任务，中央表示将准备派遣数百个干部到新四军(长江下游)工作”[2]386。11月20日，华中局致电中央，表示部队主力和干部不够分配，中央在11月26日回电，“师级干部明春延安可派几个到新四军”[2]404。可见，进军河南和发展华南根据地，中央已派出大量干部，此时中央对发展东南的干部配备有点捉襟见肘。

既然中央难以抽调干部进入东南，中央只能寄希望于华中局、新四军内部开展干部调度工作。在1944年9月27日《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给华中局的指示》中，要求浙东纵队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率领，相机进入平阳山区与龙跃会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同时，为增强苏南地区，命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叶飞、朱克靖两个主力团渡江，会合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在10月24日，军委给华中局的指示中，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并要求华中局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在杭州湾的登陆作战需要。中央在1944年11月26日给华中局的回电中，对军队干部被抽调后的战略安排是：“各根据地机动兵团抽走后，应由老的地方独立团，提升若干为机动兵团，再由老的独立团留一部分作底子，成立新的独立团担任地方守备。”[2]404在1945年2月24日给华中局的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中，要求“……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深入减租减息，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这一基础打定，向南扩张和将来进城才有稳妥依靠……华中局还应考虑各区党委的名单，选拔有威望的地方干部，参加各区党委工作，将选定的名单交中央批准。你们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在江南工作，这是很对的，一切南调及准备南调之军、政、经、教工作人员，均宜给予政策教育，使每人有明确的任务及政策观念”[6]34。

另外，中央指示华中局、新四军可以借鉴华北根据地创建武工队的办法来开展工作，因为武工队形式“不用番号，党政军民在一起，……有机会可以发展生产，力量大起来可以变为游击队”[5]472。1945年1月25日给华中局、五师、东江纵队的关于武工队工作的指示，并在1945年2月24日给华中局的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中，指示“即除以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外，应派遣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有二十多县，我们的工作很薄弱或毫无基础，这一弱点如不立即去补足，会妨害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其办法：从主力部队抽调精干连队，配置强的领导干部，犀利短小的武器，配置党政军民的工作人员，分路派遣进入沪杭苏锡敌后之敌后去建立隐蔽的游击支点和广泛进行半公开的及秘密的居民工作”[6]36。

同时，华中局开展了干部的培养工作。在1944年11月7日《华中局给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的指示》中，有关干部工作的第三条是：“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坚决抽调大批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干部进行训练，准备分配地方兵团，与发展新地区工作。各地应即开办建设工学(或建设干部学校)，广泛吸收各根据地内青年工农知识分子入学训练。如没有成百上千经过训练的各方面干部作准备，则无法应付目前和将来空前发展的局面(华中局正计划开办建设大学中，计划另告)。”[2]408

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随着日本投降迅速开始调整。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代表中央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19日，毛、周复电指示苏南、浙东、皖南的新四军主力迅速转向江北。9月20日，中央电告华中局，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10月12日，中央电告各局及区党委，中共中央决定退出所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但鄂豫边根据地不在内，因此，中央要求河南、鄂豫部队、王震与王首道部队继续开展斗争威胁敌后方，策应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武装斗争。至此，中共中央的南进战略告一段落，除鄂豫边军事力量外，发展东南、华南的干部、部队已经北撤，此次南进战略是中共中央建立全国政权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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