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1:23:32，全文字数：40087。

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日本设置了TICAD，将之作为和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共同探讨治理非洲安全问题的平台，同时，这也是首个以援助特定区域为主旨的合作平台。进入21世纪，随着非洲战略地位的提升，域外国家同非洲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其间，中国、印度、韩国和欧洲国家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对非援助平台，平台的增多促使各国急需研究别国的平台，从而优化自身的援助方案。围绕TICAD，国内学界的关注点主要包括：历届会议议题与国际热点的关系、会议涉及的安全问题的重要程度的波动、会议提出的倡议或引入的理念等。之所以如此关注TICAD，首先是同样作为探讨非洲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研究历届TICAD有关内容利于中国制定、优化对非援助政策，提高对非援助和安全治理的效率。而且，由于中国在非洲也主持着中非合作论坛（FOCAC），因此在对非援助领域，中日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且近年来日本也利用TICAD平台，向非洲国家兜售针对中国的政治主张，研究日本的动向，有利于中国制定相应的对策或采取反制措施。

围绕历届TICAD的会议主旨，尤其是关于安全问题，曾探归纳并总结了日本在该平台添加安全议题的发展过程。作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安全议题着眼于传统安全领域，并由冲突预防转变为巩固和平。进入21世纪，安全问题的涵盖范围被扩大，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反恐、打击海盗以及海洋秩序等内容，其涉及的安全问题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大。从议题目的上看，20世纪90年代主要针对如何援助非洲国家以解决其内部问题，而21世纪则是试图拉拢非洲国家来对接日本的安全利益。但作者也指出，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日本的主张，如印太两洋安全这类偏离非洲安全需求的主张，非洲国家也不会接受［7］。

2016年，日本首次在非洲的肯尼亚召开了第六届TICAD，此次会议通过了《内罗毕宣言》，该宣言在强调增强充实教育、创造就业岗位以及推进产业多元化的同时，还提及了反恐问题以及维护海洋秩序等新内容。对此，吕耀东认为这是日本对非战略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如在经济领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开始由援助转变为投资，加强对非洲这一“最后的世界大市场”的开发和占据。而在政治领域，日本欲争取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事务上支持自己，并且为实现“入常”做铺垫。在安全领域，日本力求推进同非洲在反恐及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在为自卫队进一步扩大海外活动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则有意将亚洲问题带到非洲，以此牵制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活动［8］。

对于日本来说，通过召开TICAD，日本在对非援助领域添加了诸多新要素。李安山认为，日本的创新主要有三点：一是在TICAD中不设秘书处，突出联合国的作用，使日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二是在机制性质上，TICAD可以协调西方援助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三是在援助方针上，日本引入了“主事权”和“合作伙伴”的概念，该理念强调受援助??业摹白灾??Α保?斜鹩谄渌?鞣焦?姨岢?脑??砟睿?］。

黄梅波和洪燕秋归纳了前五届TICAD提出的对非援助事项的特点，并对其成效作了分析。作者指出，日本的援助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援助赠与、技术合作及援助贷款三种方式，其中技术合作的比重不断提高，凸显了日本在技术经验方面的优势。关于其发展趋势，作者将其归纳为四点：一是援助目标从减贫向促进经济发展转变；二是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增强援助的实效性；三是积极容纳更多的参与方；四是以受援国为主导，避免出现援助依赖［10］。

从2013年以后，日本缩短了TICAD的召开周期，改为三年一次，此举一方面是日本对非洲重视程度提高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是针对FOCAC而采取的对抗措施。对此，宛如在文章中对比中日两国的对非合作机制。作者从这两类合作机制发起的背景、历届会议主旨、合作机制参与者以及后续机制建设四个层面出发，比较了TICAD与FOCAC的异同。作者认为，TICAD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其会议主旨由日本主导向日非协商转变；FOCAC则是由中非共同发起，且双方始终维持着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日本的TICAD在学者、民间、个人层面的互动强于中国，这有利于主办方了解到非洲社会的细微变化，值得中国借鉴［11］。

三、针对自卫队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化，开始加强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安全治理的参与力度。其间，日本除继续提供财物支援外，也开始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与安全治理，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受冷战结束影响，来自苏联的威胁下降，日本急需为自卫队寻找新的存在意义；二是通过派遣自卫队参与安全治理，一方面可回应日本国内要求增加国际贡献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突出安全治理的利他性和公益性，来改善自卫队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三是利用参与各类安全治理事务的机会，为修改日本国内安全政策提供机遇，从而推动自卫队的“正常”化；四是提升自卫队在日本周边乃至更远地域的活动能力，在提升自身军事威慑力的同时，也深化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力度。目前，日本自卫队参与安全治理的主要途径有三类：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反海盗行动。而在非洲，上述途径均有所使用。

原先，日本自卫队涉足非洲安全治理是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而实现的。王竞超认为，日本之所以积极参与在非洲开展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其动机主要包括：增进日非关系以确保能源供给及维护日本在非洲的利益等经济因素；推动“修宪”“入常”并强化日美同盟等政治因素；以“印太战略”为载体，强化日本在印度洋海上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但作者也认为，虽然日本将参与维和行动视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但受宪法、自卫队人力资源不足、特朗普政权消极对待维和事务等因素的制约，参与维和行动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很难达到日本预期的程度［12］。

尽管制约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因素较多，但日本仍尝试逐步突破制度限制并拓展自卫队的职能。张晓磊以日本参与在南苏丹实施的维和行动为事例，分析了日本在该领域取得的战略性突破，具体内容主要有：突破了原先不能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主体任务”的法律限制；提高日本在维和行动中的“贡献度”；减少日本在维和事务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卫队的作战能力。然而，日本在维和行动中的战略突破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包括影响安倍政权和日美同盟的稳定，影响日本塑造的“和平国家”形象［13］。

由于非洲地区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里也成为安全治理的重点地区。李冰洁在文章中指出，正是由于非洲的基础安全环境不佳，加之非洲并不是大国竞争的最前线，且当前的非洲未有过多的地缘政治争端，因此便于日本以人道主义、保障投资环境安全为由，向该地区派遣自卫队。此外，作者还认为，由于东南亚地区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前线，所以不易于日本在此做过多“抢镜”表现，但非洲则不然，不仅能为日本提供表现机会，还有助于日本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战略联动［14］。

进入21世纪，日本在非洲的安全治理上出现了新的动态，其表现是派遣自卫队参与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对于日本派兵的动因，蒋旭栋认为主要包括四点，即扩展海权、响应美国、针对中国展开竞争以及转移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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