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1:23:32，全文字数：40087。

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力。关于日本向亚丁湾派遣自卫队所获得的战略收益，作者指出，此举使日本在军事上突破了宪法限制，而在政治上则突出了日本在国际合作领域的存在感。同时，此举也促进日本将其海上力量投射到整个印度洋，进而对南海形成包围，并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15］。早在参与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以前，日本就曾介入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治理，李秀石在分析日本参与马六甲海盗问题治理的基础上，将其与治理索马里海盗相结合，梳理了日本如何从“反海盗”出发，将其转变为“保卫”海上通道的政策演变过程［16］。

由于海盗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其治理仅依靠军事手段无法治其本，还需要从其他角度入手逐步治理。围绕日本为治理索马里海盗问题而采取的政策，王竞超从法制体系构建和实际治理两个角度分析了日本采取的行动，前者包括积极融入涉及反海盗内容的国际法体系，强化国内法律体系以加强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的合作；后者既有派遣自卫队实施护航，也有向索马里及周边国家提供相关援助，还有借机在吉布提设置基地以提升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17］。

针对日本在吉布提设置的基地，孙德刚、陈友骏在文中指出，吉布提基地的设置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海外实施军事部署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日本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时期实施的自卫队派遣被视为前期准备阶段。而且，之所以日本能在吉布提设置基地，作者认为其动因除了符合日本的战略需要、日本国内舆论以及美国的支持外，吉布提政府及其国民愿意接受域外国家设置基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18］。

国内学界在研究自卫队参与非洲安全治理时，并未将之局限于非洲，而是从日本海外派兵、日本安全政策发展等宏观角度出发的，在分析其实施路径时，通过对比日本自卫队在其他地区的表现，可以看出，非洲对于日本为自卫队开拓活动空间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历史优势。由于日非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历史纠葛，所以非洲国家对于日本向该地区派遣自卫队持接纳和欢迎的态度。正因如此，国内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上，在客观肯定日本在非洲安全治理领域做出贡献的同时，对于日本借机淡化其负面历史形象，在未能正视历史责任的情况下伺机恢复军力的动向表示关注和警惕。

四、从宏观视角分析日本对非洲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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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对外援助，同东南亚国家重新建立了经济关系，并由此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也使得日本的对外经济援助除了具有经济作用外，还具有修复外交关系、建立互信、解决双边问题、彰显其国际影响力等政治作用。针对非洲在日本对外援助中所占地位的提升，周玉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日本对外援助由东南亚向非洲延伸的原因。作者认为，日本之所以扩大对非经济援助，其原因有三点：一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动向已经对日本国家安全及发展构成影响；二是较日本国会而言，日本政府在对非援助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注定了对非援助将与日本国内政治挂钩；三是对非援助确实有助于日本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力［19］。

对于日本而言，由于其在政治方面难以发挥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将经济援助作为弥补这一不足的工具。尽管日本强调其对外援助重视扶贫、人道援助、环保、维护民主及人权、支持善治，但吴波认为其本质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并无区别，仅是在援助风格上突出了日本的特点。日本的对非经济援助是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日本的对非经济援助不仅是获取资源以及打入非洲市场的铺垫，还是拉拢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实现“入常”并扩大对非政治影响力的物质基础，更是用来协助或配合美国对非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20］。

关于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方式，司艾华分析了日本所采取的“双边”和“多边”两种援助方式，前者泛指日本政府直接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后者则是指日本通过有关国际机构向非洲间接实施援助。日本的“双边援助”又可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类，其中，对非援助中的无偿援助比重大于有偿援助，这是由于非洲国家债务负担重，偿还能力差所致。日本采取的“多边援助”主要是向联合国机构、非洲地区开发金融机构以及同其他援助国共同实施的援助项目提供资金［21］。

正是由于对外援助是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结合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对非外交的发展以及对非利益诉求的变化，熊淳认为，日本向非洲提供援助在从“被动反应”变为“主动反应”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通过援助为日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其中既有淡化二战时期侵略者负面形象的意图，也有塑造二战后负责任大国形象的目的；二是对非援助要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三是力图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尽力回避对非援助陷入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施以“恩赐”的状态［22］。

由于日本的对非援助多被落实在直接或间接的资金供应上，因此王涛、邓荣秀分析了日本对非投资机制并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估。日本对非投资的意图主要是获取资源、换取政治支持以及制衡中国。在投资机制上，TICAD作为主要机制平台，日本政府是该机制的主导者和协调者，而“援助-投资”则是该机制正常运行的保障。从效果上看，日本的对非投资机制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的大型企业；重点投资的地区及领域较为集中；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非洲相关地区民众的生活条件［23］。

在从宏观视角分析日本对非援助时，国内学界研究的重心被置于冷战后，因较冷战时期的“被动反应”而言，冷战后的日本在对非援助动机上表现得越发主动。而且，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削弱，日本的对非援助经过政策调整以及调配官民资源，其援助目的变得更为明确，援助方式也更加合理。加之，日本的对外援助讲究细水流长，其可持续性配合合理的资源投入，在动机明确的情况下，虽然在非洲尚未产生日本所期待的“质变”，但其动向需要国内学界予以长期关注。

五、从特定领域分析日本对非洲的援助

如前文所示，在对非援助方面，经过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30余年的经营与发展，日本的援助基本上覆盖到了非洲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冷战时期，日本对非洲援助涉及的领域主要有农业、职业培训、教育、医疗、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冷战后，日本除进一步深化针对上述领域的援助力度外，也增添了对战后重建及治安、善治、高科技、经贸、人权等新领域的援助。日本对非援助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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