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42:44，全文字数：45767。

“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研究

��1：境外经贸合作区具有吸引企业集聚的磁石效应，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基础设施改善的机制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的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且差异较大，区域设施联通水平也比较低。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例，2018年沿线国家平均每100人中仅有1446人能够使用固定宽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81人/100人）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水平（3211人/100人）。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每100人中的固定宽带使用人数分别只有39人和79人。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牵头的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民营企业现状调查，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中资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运营，这些企业对当地基础设施薄弱的最大痛点感知并不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与日常生产、生活更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如文化娱乐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互联网设施条件）不足等问题。境外经贸合作区大多由专业开发企业建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生活服务配套、商业性设施等。根据中国商务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助力可持续发展报告》，在问卷调查反馈的42家合作区中，88%的合作区配套了员工宿舍，73%建设了一站式服务中心，63%配备了医疗、教育、餐饮等生活服务。此外，中国丰富的产城融合发展经验在进行适当改进后可复制到沿线国家，将经贸合作区与城市发展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升级。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准公共产品，能够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促进跨境或跨区域的资本流动等（Felbermayr?0?2&?0?2Tarasov，?0?22022）。多数文献借助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交通基础设施指数以及WDI数据库建立跨国面板的引力模型，研究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对资本跨国流动、双边贸易以及国际旅游的影响，结论基本支持存在正向效应（金刚和沈坤荣，2019；Mahyideen?0?2&?0?2Ismail，?0?22012；PortugalPerez?0?2&?0?2Wilson，?0?22012）。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了东道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维?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形成基础设施建设引领、产业集聚、产能合作、价值链构建和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境外经贸区建设可以促进东道国基础设施改善，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三）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营商环境提升的机制分析

跨国投资行为通常具有不可逆性，无论是规避投资风险的现实需要，还是适应差异性市场环境以融入本土生产网络的可持续发展，跨国企业往往都更倾向于到营商环境较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王勇和马雨函，2021）。“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存在政局不稳定、政策不连续且执行效率低等问题，使该区域整体营商环境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所涵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营商环境指数为672，平均排名85名。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政策试验田，建设过程中会采取全面协调的方式，着力解决手续繁杂、政策障碍等问题，提供更完善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配套服务，从而有助于在经贸合作区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通过降低中国企业的进入门槛而吸引直接投资（Kumar?0?2&?0?2Aggarwal，?0?22005）。在各种国际产业合作模式中，建设经贸合作区或工业园区已被证明是倒逼东道国优化营商环境以及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2017—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共出台了96项促进外商投资的新举措，占全球总数的59%，包括简化投资手续、成立更多的经贸合作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外商投资所需持有的股份等。这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抓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积极改善自身的营商环境，吸引中国乃至全球跨国投资以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境外经贸区建设可以提升东道国营商环境，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四）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东西跨度较长，地理距离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交通成本以及沟通的便利性，中国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到地缘邻近的沿线国家投资。相对于陆地丝绸之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且具有独特的华侨网络优势，可以帮助海外投资企业融入当地生产网络，从而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此外，东道国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欠发达的沿线国家通常伴随着低水平的基础设施，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升级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严兵等，2021）。对于“一带一路”重点行业以及税负较高的沿线国家而言，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可以使其享有更多的政策和税收优惠，从而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境外经贸区建设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异质性，对地缘邻近、“海上丝绸之路”、低收入、高税负的东道国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重点行业的投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三、模型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法，实证检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建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lnOFDIijt=α+βOETCZonejt+θcontroljt+μt+δi+εijt（1）

其中，i、j、t分别表示企业、东道国和时间，lnOFDIijt表示中国企业i在t时期对东道国j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变换。OETCZonej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t时期东道国j是否建设运营境外经贸合作区。考虑到境外经贸合作区规划建设到产生投资效应具有时滞性，如果东道国j在t-1年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则OETCZonejt为1，否则为0。由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不同东道国建设时间并不一致，因此模型（1）是一个时变的DID模型。如果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则估计系数β将显著为正。Controljt表示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贸易依存度、开放度等。εijt为随机扰动项，μ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δ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以控制东道国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本文使用计量模型检验假设2和假设3提出的基础设施改善和营商环境提升这两个可能的机制，将其作为中间变量，进一步构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促进中间机制进而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传导链条：

Zjt=α+βOETCZonejt+θcontroljt+μt+δi+εijt（2）

模型（2）中的Zjt表示中间变量，分别为t年东道国j的基础设施水平和营商环境评价。其中，基础设施水平选取能源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三个维度衡量；营商环境评价在总体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了财产登记、纳税、合同执行等分项评价。若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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