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与重点突破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与重点突破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18:40，全文字数：59757。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与重点突破

��数字经济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城乡融合效应》，《经济地理》2022年第8期。探究了我国2013—2020年间数字经济发展演化格局及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辛金国、马帅西(28)辛金国、马帅西：《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及门槛效应研究》，《调研世界》2022年第12期。以城乡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为例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陈志钢、茅锐、张云飞(29)陈志钢、茅锐、张云飞：《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内涵、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的研究则聚焦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了针对农民权利、产业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生态价值转化、村际一体化发展等角度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与政策；沈永东(30)沈永东：《社会组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的体制机制与政策支撑——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经验》，《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1期。结合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经验和市场机制、行政机制与三次分配等，对社会组织机制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政策体系进行了探讨；孙良顺、田泽(31)孙良顺、田泽：《迈向更高水平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基于“城乡两栖”的讨论》，《经济学家》2022年第6期。结合农村新“三代家庭”的“城乡两栖”生活生计方式，提出了就近县域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的策略选择；钟晓萍、于晓华(32)钟晓萍、于晓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创新与完善》，《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对长三角四省(市)构建“地票制度”、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域或区域内流动交易的可行性进行了应用性政策研究；范晓莉(33)范晓莉：《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4期。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就我国2008—2016年间省际层面的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刘秋蓉、曹广忠(34)刘秋蓉、曹广忠：《县域城乡建设用地效率及其与区域主体功能的空间关系》，《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9期。从区域主体功能视角下我国县域单元尺度上的城乡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研究；廖祖君、王理、杨伟(35)廖祖君、王理、杨伟：《经济集聚与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软科学》2019年第8期。的研究则利用199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分析了经济集聚对我国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影响效应及其对策建议；郭磊磊、郭剑雄(36)郭磊磊、郭剑雄：《城乡融合:中国西部地区的分化》，《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重点评价分析了不同于南北问题的西部地区城乡分化与融合问题。以上并未穷尽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从不同方面识别影响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实施方案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和重要的现实价值。事实上，如果把论文检索时段延长到近5年左右，涉及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其他文献成果(此处略去公开出版的著作、公开的研究报告等)就更为丰富饱满，这些成果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并值得该领域学者们的关注(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其内容和主要贡献)。

三、近二十多年我国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在一定的时空尺度和条件下，城乡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制度等各个子系统内部及其系统之间的共生发展过程与相互作用关系，是城乡在社会分工、要素/能量流动、经济发展、文化互动等基础上的紧密结合，要求人们必须将城乡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考虑，使城市和农村发挥各自优势，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促进工农结合、城乡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藩篱不断松动，大规模乡—城人口和其他要素资源加速流动，城乡区域发展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与“三农”问题相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等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在涉及城乡区域发展的重要顶层设计方面，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之一，正式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显然，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统筹考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和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为较长时期我国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抓手。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成为摆在“五个统筹”中最为重要的前两个任务(其他三个依次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就凸显了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目标中的重要意义。在实践层面，2006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都—重庆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成渝地区要立足在西部地区相对较发达的比较优势，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我国完善区域发展布局和探索新形势下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提供先行经验。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成渝地区迅速成长为在全国区域经济大格局中发挥重要“增长极”带动辐射效应的地区，成渝的改革试验也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推进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体制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全国各地在实践中探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肯定。在此之后，以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区为典型，城乡一体化的内容得到不断丰富和拓展，各地总结出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就业市场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等在内的城乡一体化实践，为更大范围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可以认为，城乡一体化把我国的城市化和城乡区域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功能互补和城乡区域公平发展提供了操作指南，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路径。其后，2008年10月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党中央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一判断为我国在进入新的“两个阶段”坚持农业农村“两个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和服务体系转变)、加快破解城乡区域发展难题提供了方向性概括和新的政策表达。简要回顾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也在不断增强，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我国顺利完成“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规划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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