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与偶然概念的语义新释
——兼析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

必然与偶然概念的语义新释
——兼析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23:03，全文字数：37331。

必然与偶然概念的语义新释
——兼析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

��身的两个特征，人们就没有理由非要抬高“一定如此”的特征，却贬低“并非一定如此”的特征了。另一方面，如下所述，在非认知领域，人们又往往以为，“偶然”不像“必然”那样封闭到了一条道走到黑的地步，而是能给自由意志提供广阔的开放空间，结果反其道而行之地肯定偶然、贬低必然，却同样由于混淆了概念的缘故，找不到令人信服的充实理据。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不能(缺乏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足够能力)”与“不值(不肯浪费精力时间搜集和处理大量信息)”的缘故，人们一般不会试图确定地描述或预测某棵大树到底什么时候倒下，某次投骰子的点数一定是几等等，而是倾向于“默认”相关知识的不确定状态，亦即把它们当成“偶然”的现象来看待。不过，这类“由于不得已放弃确定性”的情况，既没有否定求知欲趋于确定性的诉求，也没有否定必然和偶然只是两种认知状态的事实。相反，即便面对难以用经典物理学的因果必然概念或确定性架构来解释的微观世界，人们仍然会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凭借有限的认知能力，努力揭示其中一定如此的存在状态、因果关联和变化趋势，由此确立起量子力学的“定理”，并设法运用这些确定性的认知指导实践行为取得成功，满足自己的非认知需要——这种对实践成功的强烈诉求，也是人们在认知维度上追求确定性的重要非认知根源。同时，这种从各种不确定中尽可能寻找确定性的不懈努力，还能从一个角度表明，人们只有通过“人为自然立法”的康德式途径，将认知能力的确定性架构加在各种不确定的事实材料上，才有可能如其所是地揭示它们的真相，达到正确理解这些事实材料、满足自己认知需要和非认知需要的目的。否则的话，倘若不肯诉诸这种积极能动的“确定性立法”，只是消极被动地模仿接受那些让自己感到困惑惊诧的万花筒式现象，人们将永远停留在不确定的困惑惊诧中而一无所得。(9)刘清平：《“人为自然立法”何以可能？——求知欲视角下的新阐释》，《贵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就此而言，必然和偶然概念虽然并不是指事实存在的两种不同特征，而是指人们认知的两种不同状态，但这一点非但没有减弱、相反还更清晰地展示了它们在认知活动中具有的积极能动效应，值得我们围绕它们的认知性原初语义展开深入的探讨。

二、别无选择和有所选择的非认知状态

亚里士多德在“把只能这样、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的东西叫作‘必然’的”时候，还谈到了从中衍生出来的“必需”“必要”“必须”“强制”等语义，如“某个东西缺乏了某个条件就无法生存，也不能趋好避坏”，“违反本性、令人痛苦但又不可避免的强迫力量”等，具体例证则包括“呼吸和食品对于动物是必需的”，“人要治病就不得不吃药”等。(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第89-90页。显而易见，这些衍生语义已经超出了指认有关事实的认知是否处于“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确定状态的范围，进入了非认知的实践领域，重在强调各种东西对于人们满足需要、维系存在是否具有“一定要具有，不可能不具有”的非认知价值。这样一来，它们就进一步让“必然”呈现出了“不可或缺”“不可改变”“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非认知内涵，同时也让“偶然”对应地呈现出了“可有可无(可要可不要)”“可能改变”“可能避免”“可能抗拒”的非认知内涵，从而导致这对概念的哲理含意更为复杂和纠结，西方学界偏离其原意的误用滥用也越来越常见，尤其在自由与必然(以及偶然)、主体能动性与历史决定论的关系等问题上造成了一系列理论扭曲。

仔细分析会发现，尽管都是以“是否一定如此”作为区分标准，如果说必然和偶然的原初语义主要是指人们的认知所处的“确定”和“不确定”状态的话，它们的衍生语义却主要是指人们的实践所处的“可选(能选)”和“不可选(不能选)”状态，亦即人们有没有“可能”在实践中作出选择，以求改变或避免某个东西的存在变化：如果答案是“别无选择”即“不可能改变或避免”的，这个东西就在非认知语义上被称为“必然”的；如果答案是“有所选择”即“可能改变或避免”的，这个东西则被称为“偶然”或“可能”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曾从实践角度把“可能(possible)”的事情解释成人们“力所能及做到”的事情(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9页。，尽管尚未注意到“可以(may)”与“能够(can)”两个意态助动词都能造成非认知层面的“可能”效应(差别主要在于，“可以”偏重于“诸好冲突”的情况是否“允许”人们做出某项“可能”的选择，“能够”偏重于“主体能力”以及相关的情况是否“允许”人们作出某项“可能”的选择)，却已经将非认知层面的“偶然”或“可能”说成是人们实践行为的基本特征了，并且还能与认知层面的“必然”转义成非认知层面的“必须(必需、应当、应该等)”后同样构成了人们实践行为的基本特征相呼应。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述已经触及了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内在合一的某些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入揭示像“语言是存在的家”这类虽然经常受到充满魅惑的美文学渲染，却很少从学理的角度素朴扎实地得到细致探究的人生哲理。(12)刘清平：《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的统一——有关若干情态助动词的语义分析》，《学术界》2021年第3期。

澄清了必然和偶然概念的非认知语义后，我们现在就能理解亚里士多德给出的那些例证了：所谓“呼吸和食品对于动物是必需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动物要想维系生存就“别无选择”地“一定要有(必不可少)”的，因而没有给动物留下“有所选择”的“可能”空间；所谓“人要治病就不得不吃药”，意思也是说良药虽苦、违反人性，但对于治疗疾病同样是“别无选择”地“一定要有(必不可少)”的，因而同样没有给人留下“有所选择”的“可能”空间。所以，动物或人才“必须(有必要)”呼吸、进食或吃药，对此既无法避免，也不可抗拒。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谈到的“厨师为了让人高兴装点菜肴，却并非他的正务，所以我们说是‘偶然事件’；在某种意思上说，厨师做了这件事，但严格说来，厨师不做这样的事”(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第112页。，意思则是指：装点菜肴并非厨师“一定要做”的“必然”之事(应尽义务)，而是他“可做可不做”的“偶然”之事(有所选择)。

这样解释了必然和偶然概念从认知层面到非认知层面的语义转型，我们就能看出，西方主流学界坚持了两千余年的主张自由意志与必然对立、而与偶然同一的理论架构包含着怎样严重地扭曲了：它不仅忽视了两个层面的语义差异，将它们混为一谈了，同时也剥离了这对概念在非认知层面的好坏价值内涵，抽象空泛地断言，任何“一定如此”的必然都会因为“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否定人们的自由意志，任何“并非一定如此”的偶然都会因为“有所选择”的“非强制性”肯定人们的自由意志，结果走进了一座找不到出口的理论迷宫。

先来看必然和偶然的认知性语义：既然它们在这个层面上只是指认知的确定和不确定状态，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必然让自由意志沦为幻觉，偶然给自由意志敞开大门”的二分局面。恰恰相反，如前所述，倘若得到了描述真相的确定性知识(特别是有关非认知行为涉及的好坏价值的确定性知识)，人们不仅能够满足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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