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与偶然概念的语义新释
——兼析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

必然与偶然概念的语义新释
——兼析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23:03，全文字数：37331。

必然与偶然概念的语义新释
——兼析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

��为是以“宿命论”的方式否定了人们源于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动性或创造性。(16)李敬革、王玉梅：《拉普拉斯决定论的成因及其历史地位》，《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9期。上一节分析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决定论观念的巩固和强化。然而，按照前面的分析，无论它的倡导者还是批判者，都由于曲解了必然与偶然的复杂语义，步入了让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势不两立的理论歧途。

首先，如同许多论者业已指出的那样，拉普拉斯式决定论实际上是把经典物理学揭示的适用范围有限的特殊因果关联模式，当成了适用于整个宇宙所有因果关联的普遍必然模式，因而存在以偏概全的弊端：尽管宇宙万物之间的确维系着普遍性的因果关联，它们却并非只是遵循着人们能够确定认知的某种单一性的模式。所以，仅仅依据经典物理学的“定理”分析当下宇宙万物的全部信息，就不可能确定地描述或预测它们在过去和未来的存在变化，甚至不可能确定地描述当下某个时刻微观粒子的不服从经典物理学“定理”的存在变化。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一，如前所述，微观粒子之间因果关联的不确定性，尽管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直接相关，却没有断然否定人们凭借这种有限的能力，确定地认知它们的某些存在变化，并将认知成果以量子力学的“定理”表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换言之，尽管目前微观世界对人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决定论”或不确定的，这一点并不会妨碍人们基于“从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求知欲诉求，努力寻找其中这样那样的“决定论”线索，以求将微观世界变成一个与宏观世界相似的“决定论”世界——尽管“决定”着这两个世界的“必然”模式之间存在无可否认的巨大差异。第二，与自由和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主张的相反，在量子力学领域妨碍人们充分实现认知自由的，恰恰是微观粒子不受经典物理学模式决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有关论者在强调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能让人们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似乎就有必要解释一个不起眼的问题了：为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在允许人们随意任性地充分实现其他方面的自由意志的同时，偏偏不允许人们从心所欲地充分实现求知欲这种自由意志，以致迄今为止还在这个领域内陷入了由于认知不确定的束缚所造成的困惑惊诧的认知不自由呢？(17)刘清平：《粒子有自由意志吗？——析量子力学中的自由意志定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

其次，假如某个智者掌握了宇宙万物在所有时刻的全部数据(包括它们之间所有因果关联的所有模式)，他当然就能描述或预测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存在变化，从而完美无缺地实现认知自由了。不过，第一，显而易见，这种推论其实是一个以“必然是指认知的确定性状态”为前提的同义反复：“确定”地掌握了宇宙万物在所有时刻的全部数据，当然就意味着掌握了它们在任何时刻的“必然”状态。第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实际拥有无限认知能力、足以让一切都变得确定或必然起来的智者。所以，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确定地认知宇宙万物的所有存在变化；相反，他们有关任何事实的“确定性”认知，都是一定如此地“有限”的，不会跃升成只能“不确定”地加以描述的“无限”(因为对“无限”的任何“确定性”描述，都会让它变成“有限”的)。这也是本文得出“偶然是指认知的不确定状态”的结论后，仍然不像拉普拉斯式决定论那样声称“宇宙万物的存在变化都是必然的”主要理据，因为这样说意味着言说者已经拥有了他根本不可能拥有的无限认知能力了。

再次，人们凭借有限的认知能力，的确能在有限范围内确定地描述某个过去事件(比方说滑铁卢战役)的种种因果关联，并以决定论的口吻宣布：这个事件是以一定如此的必然形式发生的。因此，“历史不容假设”的命题在下面的意思上显然可以成立：无论后人提出了怎样繁多和深刻的“假如”预设，也无论这些预设怎样从虚拟视角颇有理据地敞开了历史发展的丰富可能性，都无法改变这个事件已经如此这般地(而不是以另外的方式)实际发生的既成事实。不过，与某些坚持二元对立架构的流行见解主张的相反，这种“不容假设”意思上的“历史决定论”并没有取消人们的主体能动性，更不会让人类的发展沦为“事先注定”的“宿命论”(18)王少青、朱金瑞：《对“历史不容假设”的思考——兼论历史研究中“如果”问题的意义》，《黄冈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毋宁说，后来人们围绕这个事件展开的确定性认知，恰恰能够如实地揭示参与者们的自由意志在当时的过程中是怎样发挥这样那样的能动作用的：由于各种或好或坏、或必然或偶然的复杂因果关联对于他们自由意志的决定性影响，最终反法联军成功实现了目的，享受了胜利的自由，法军却错失了有利的机遇，陷入了失败的不自由。

最后，人们凭借有限的认知能力，的确能在有限范围内确定地预测某个未来事件(比方说明年粮食生产或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并以决定论的口吻宣布：在目前已知因果关联的影响效应下，这个事件将以一定如此的必然形式发生。不过，同样与二元对立架构主张的相反，这种意思上的“未来决定论”也不可能取消人们的主体能动性，更不会让人类的发展沦为事先注定的宿命论。

第一，这里说的“未来决定论”，仅仅意味着人们事前就对某个未来事件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确定性的认知。所以，除非我们像西方学界把认知的确定和不确定状态说成是事实的必然和偶然状态那样，也按照“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理念把人们的事前认知与事件的实际发展混为一谈，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断言，事件的实际发展会完全按照人们预测的那样以宿命论的形式展开。恰恰相反，由于认知能力的内在有限，人们根本不可能事前就对将会影响到未来事件的所有因素都作出确定性的预测；所以，在事件的实际发展中，肯定会出现种种“出乎意料”的“偶然”现象，并导致人们的预测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甚至与事件的最终结果大相径庭。诚然，如果人们事后对这些现象展开确定性的考察，会发现它们也是以一定如此的必然方式发生的；但正是由于事前缺少这样的确定性认知，人们才会在它们实际发生的时候把它们说成是“出乎意料”的“偶然”现象。就此而言，认知能力的内在有限，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未来决定论都是内在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排除所有的不确定因素，因而也不可能不与事件的实际发展出现偏差；毋宁说，事件的实际发展越复杂，未来决定论的偏差也会越严重。

第二，无论与事件实际发展的偏差是大是小，未来决定论都不会否定人们的主体能动性。毋宁说，在两者间不存在任何偏差的虚拟或理想情况下，人们不仅完美地发挥了基于求知欲的主体能动性(否则他们不可能事前作出完美的预测)，而且还完美地发挥了基于非认知领域的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动性(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发展进程中展开完美的应对)——尽管这两类完美的发挥都是不可能实际出现的。而在势必存在各种偏差的现实生活中，未来决定论本身也不会导致人们被动地听凭事件以宿命论的方式实际发生。相反，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要作出事前的预测，目的恰恰是按照这些预测对事件的演变进行主动干预，通过增强各种因素的正面效应、减弱它们负面影响的途径，促使事件朝着有益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如实现粮食的大幅度增产，把经济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等)——尽管由于各种因素的纠结作用，事件也可能是适得其反地朝着有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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