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体育法》中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立法罅漏及解释论应对

新修订《体育法》中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立法罅漏及解释论应对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6:55:55，全文字数：30709。

新修订《体育法》中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立法罅漏及解释论应对

��的是，第2款之所以在“应当”和“投保”之间置入“和参与者协商”的字眼，主要是为彰显大型体育赛事与高危险性赛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在风险发生概率上的不同。更确切地说，是在风险发生概率相对较低的大型体育赛事中，应当适度尊重和保障被保险人的自由意志和对合同的控制力。如此推论的法理基础在于：未经他人同意，一般不得为不知情之人径行设定权利，否则将会违反“只能为自己缔约”的民法原则。

3.3 扩大解释“参加期间”：根据个案作具体判断

“参加期间”关涉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的时间范围。保险人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多对“参加期间”采用狭义释义，即只包括正式比赛期间或参与体育项目期间。但是，保险本就为管理风险而诞生，若其一遇风险便会后退，则或多或少会使公众对保险制度的“良善”属性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正式比赛期间或参与体育项目期间往往持续时间很短，体育意外伤害保险若仅保障这一期间，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保障将大打折扣。对于扩大解释“参加期间”的边界而言，赛前热身运动和赛后放松运动的时间段因与“运动目的”的相关性强，将其纳入“参加期间”争议较小。但是，“往返运动场所的时间”是否属于“参加期间”，争议很大。

对此，研究持中立观点，即以个案情况作具体判断。与该条款颇为相似的工伤保险“上下班途中”条款可以借鉴。有研究表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前，关于“上下班途中”工伤认定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呈现出一种“山头并立”的乱象[24]。作为对此的规范因应，《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对“上下班途中”并未采取“全有全无”的立法，而是替之以“或有或无”，即符合“路线合理”“时间合理”和“活动合理”的“上下班途中”属于工伤保险的承保范围。同样，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往返运动场所的时间”是否属于“参加期间”也可采取与前述类似的标准，即：(1)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比赛或项目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往返运动场所途中；(2)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比赛或项目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往返运动场所途中；(3)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往返运动场所途中。

3.4 同意样态：默示同意为宜

通常认为，“同意”的法律样态有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两种[25]。大型体育赛事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中，被保险人何种样式的“同意”才符合《保险法》第34条规定的“被保险人同意”？现有法律和既有理论对此问题均未回应。研究认为，这一问题可通过逐次分析法律层面的各种“同意”与体育赛事中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契合程度予以解决。

在大型体育赛事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囿于明示同意“可有可无”的法律地位和默示同意高效率之优势下，被保险人的“同意”不应为明示同意，而应为默示同意。理由在于，一是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几无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继续坚持“明示同意”的规范意义有限。我国保险法学界多认为《保险法》规定的被保险人对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合同的同意，主要意旨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26]。因为在有死亡险条款的场域，被保险人不可能是受益人，而受益人可能会在高昂保险金的诱因下谋杀、伤害被保险人。但是，在前述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团体保险独具的“成员福利”特征决定受益人只能是被保险人的眷属，而特定的受益人在体育赛事中又很难有机会、有能力主动制造被保险人伤残或死亡的保险事故。二是大型体育赛事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往往涉及众多被保险人，如比赛参加者、裁判人员、观众、志愿者等。如果要求组织方须一一获得被保险人的明示同意，显然是一种管理上的重负和经济上的低效。三是反观默示同意，作为投保人的体育赛事组织方可以通过被保险人实施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行为，间接地推知其内心真意。如此安排，投保成本、程序将大幅降低、简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体育强国。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主导、人民参与和体育法治。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作为体育法治进程中《体育法》的修订内容，制度价值和时代意义重大。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新修订《体育法》第90条所规定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是狭义、不完整的，即适用场景限于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尚不包括学校体育。未来，尚需完成相关规则的具化和保障场景的扩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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