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征

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征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05:57，全文字数：37699。

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征

��质的重要元素，展现了中国古代科学独特的认知图景，如图3所示。

图3 汉源术语的认知图景

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学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概念和概念系统的形成，二是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人们对所认识的事物归类命名、相继形成概念并创建术语的过程都要基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对术语研究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可能会在人文科学术语中更加凸显，但也并不排除对自然科学术语的影响。认知术语学认为，术语是一个认知单位，在术语的内容中反映了人类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关于特定现实片段的知识界限[11]。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认为，术语史实际上就是知识史。不同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是不同的，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知识的呈现方式也有所差异，我们所说的俗术语、类术语、初术语只不过是反映了人类获取知识的一般过程中的某一阶段④。表达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汉源术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感性特质，是折射中国古人科学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

4 汉源术语的特征

汉源术语的特征是汉语术语研究关注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汉源术语深受中华多元文化传统和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汉源术语的创建基于汉语言文字和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史，因而，研究视角可多维，从中国哲学、中国逻辑学、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史、汉语词汇学及词汇史、认知科学等角度展开，逐步形成汉源术语研究的独特范式。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以下问题做出回答，即术语的一般特性在汉源术语中表现程度如何，同时又有哪些术语的个性特征凸显出来？下文将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阐释汉源术语的特征。

4.1 汉源术语的民族文化性

术语因与专业领域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而应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但是，如前文所述，概念的形成受制于文化语境和民族思维方式。此外，学科特点不同，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就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概念的形成也会有很大影响。此外，概念也不是即刻产生于认识的初始阶段，而是需要经历一个认识过程。以上种种因素会对术语指称概念的方式产生影响，有些术语也许并不总是那么“科学”和“理性”，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很难理解其内涵。例如，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如老庄学派、阴阳家、儒家等)，其理论体系通过中医药学术语呈现出来。然而，对中医药学术语的阐释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母体。中医药学术语的独特性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交融并保留至今。当然，中医药学术语的创建与发展也要遵循汉语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有学者指出，中医药学兼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特征，因而其术语体系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从学科属性来讲，中医药学属于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医学范畴，但它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经历漫长的过程发展形成的，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和内涵。中医药学核心术语“医教”“医统”的创建则是基于儒家学说、佛教和佛统、道统，而“滋补”相关的系列术语如“食疗”“食补”“食治”“食忌”“食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有药食同源的说法，《神农本草经》就有“补”的观念，唐代更是有食治、食疗的风气，此后滋补之风盛行。

因此，厘清中医药学术语的内涵，关键在于厘清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这时要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即使专业语言也不例外。我们强调术语的科学性和现代性，但同样不能忽视术语的民族性和传统性。中国古代农学、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术语体系同样体现出这一关联，即在科学理性方面有所缺失，人文感性特征凸显。例如，古代农学术语指称的是中国古人朴实的自然观念，是关于自然的初始认识。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本身，则更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传承性[12]。

4.2 汉源术语的自然性和经验性

恩格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3]西方科学以抽象思维为特征，在分析过程中找出若干最简单的规定，再运用归纳或演绎，构建出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而中国古代科学由于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较为独特的思维结构，确切说，是整体思维与经验技能两维互补的思维结构，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属于技术工艺领域的科学，不是基于逻辑理论框架的理论自然科学。

当然，前科学时代出现的汉源术语尚处于人类认知的初级阶段，很多认识还只是零星火花或某种直观领悟，属于“幼稚型”或“匠艺型”思维模式，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认知、描述往往表现为原始、质朴的思想萌芽，话语体系也并非现代科学语言，其科学表述的严密性、系统性都还不高，专业词汇单位多为俗术语、行业用语甚至行话，其背后的理论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有很大距离。例如，公元6世纪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具有实用科学性质的农学著作。这部著作在农业生产经验、农学理论、研创农事技艺和农学方法等领域提出很多重要的术语。这些术语基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即一切自然事物有其自然本性，是自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切自然的或人为的事物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如各种农作物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它们的自然属性。因而，很多农学术语的创建源于日常生活，源于人的农耕经验，这些术语指称朴素的自然概念，具有形象性、情感性等言语特征，这都与中国人喜欢直观、形象地看待事物有关。《齐民要术》中常会见到以农谚形式体现的理论性术语或经验性术语,如：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4]81

“顺天时，量地利”是播种技术术语，其背后的理念是，“要顺应天时，水旱冰雹等因素为天时；要量度地利，对土壤的认识则为地利”，这是贯穿《齐民要术》的主旨术语。上古时期出现的汉源术语多以俗语、谚语、短句等形式出现，这说明当时的思维方式属于“幼稚型”或“匠艺型”模式，术语的显性特征集中体现为自然性、经验性，感性多于理性，还达不到现代术语的智力水平。尽管如此，此类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自然、原始、朴素的认知，这种认知对后世仍然具有启智作用(heuristic function)。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阐释了这一重要概念，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民族向来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大自然的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15]。

《齐民要术》中还有很多农业技术方面的经验性术语，如：

《齐民要术·杂说》：一切但依此法，除虫灾外，小小旱不至全损。何者？缘盖磨数多故也。又锄耨以时。谚曰：“锄头三寸泽”，此之谓也。尧汤旱涝之年，则不敢保。虽然，此乃例程。古人云：“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14]30⑤

这里的“小小旱”(小小的干旱)、“尧汤旱涝”(尧时的洪水和汤时的大旱)、“锄头三寸泽”(锄头上有三寸雨)、“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年之收”(不因为水灾旱灾，就停止耕田锄地，必定可以得到丰年的收成)等专业词汇单位，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丰富的农业耕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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