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43:44，全文字数：42893。

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

��与其盟友的众多联合声明中，“基于规则的秩序”逐渐成为联盟自由主义政治规范的代名词，包括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和法治等。由此可见，在美国的话语叙事里包含了两类不同的行为体，一类是被明确界定为“竞争对手”“威胁”“修正主义大国”的中国，另一类是与美国“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维护以海洋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报告突出表明了这两种关键对象的存在，以及两者对于美国截然不同的意义。该报告强调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灵活、有弹性的安全合作伙伴网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表示“志同道合”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等；认为这种“志同道合”的角色感掩盖了它们之间在国际规则和海洋秩序的认知和具体操作上的重要差异；声称对于反对所谓过度海洋主张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0?2共同利益诉求与价值共识建构了身份认同，从而形成由美国持续主导的特定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自由民主价值观成为对成员进行选择性建构和排他性限制的重要标准，以便在地区秩序的核心领域能够保证其霸权意志的合法性。

以美国为中心的合作集群强调共同的民主。贝内特（D. Scott Bennett）强调国家间配对的背后是政治的相似性和共同的身份认同，认为民主、和平只是联盟、冷战等一些外在因素在民主国家之间创造共同利益的巧合。?0?2例如，拜登和菅义伟于2021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对普世价值和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和自由公平的经济秩序在内的共同原则的承诺，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0?2可以看出，西方话语体系中“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内核，仍是基于所谓自由民主政治内在扩张冲动，以捍卫美国及其盟友的既得利益为核心的西方秩序。

（三）集体行动机制

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运用更多聚焦于政策性领域，即将这一话语视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方式，在实现手段上强调在泛化的规则框架下的责任分担。美国反复重申其关键要素“规则”，而又鲜有具体特指或加以限定，因此“基于?则的秩序”可以说是一个类型化的宽松定义。其中，“规则”的吸引力就在于提供了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基于规则的秩序”强调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志同道合的国家能够一道说服并在必要时胁迫规则破坏者，共同采取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利用目前和未来可能利用的伙伴关系和小型地区联盟来加强和扩大这一秩序。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就宣称，“在我们自己之间以及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之间，我们将深化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在这些机构中突出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以改革和增强多边体系本身的复原力；我们将共同应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确保该地区保持包容、开放并受普遍规则和规范的约束。”?0?2因此，“基于规则的秩序”概念本质上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通过能力和资源的聚合形成威慑是这一集体行动的核心路径，它强调与盟友、伙伴国和地区机构强化持续性合作的动力机制，而其效率取决于各国参与协调、维护规则的权威性及其共同解释的意愿。

“基于规则的秩序”以集体行动逻辑消除国际社会对单边主义的担忧。对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特朗普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削弱了美国霸权赖以维系的多边规则体系，造成了美国霸权合法性的流失。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及其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单边主义行为与其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期望大相径庭，澳大利亚与日本等盟友国家表达了对美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作用的不确定性和观望态度，大大降低了美国的“软实力”。而拜登在“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传播中则反复强调所谓美国已经回归。?0?2为了避免软实力的下降，美国通过“重申与重塑美国的联盟”来竭力修复和强化其主导的治理体系所赖以维系的关系基础。

“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构建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自我调适。哈亚特·班加什（Hayat Bangash）指出了“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三重意义，即维持美国对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围绕限制中国和平经济崛起进行战略转向，依照美国意愿构筑全球治理体系。

二、东亚海洋秩序中美国主导的“规则化”特征与表现

“基于规则的秩序”不仅是美国在东亚海洋领域的话语宣示，而且是其政策实践中不断强化的方面。当前美国在东亚海洋区域不断施行“规则化”措施，其目的就是要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崛起。根据徐崇利“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兼具“权力”和“关系”特性的观点，美国在东亚海洋领域的“规则化”措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首先，是主导国基于权力对意图建构的秩序场域提供一些规则限制，作为维系行为体间利益、价值、责任契合的纽带，避免越界行为，从而为互动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其次，是为在互动中的类属身份而制定的规则，表现为内部成员间的规则联合和对外部他者的规则压制。?0?2具体来看，美国在东亚海洋秩序中的“规则化”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美国竞争性小多边主义规则的建立

从东亚海洋领域来看，东亚海洋经贸和安全领域历来可作为“合法性流失”与“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的典型例证。?0?2规则的竞争性呈现在国家间互动关系层面，主要体现为在争夺权力时强调政治而非军事手段的运用；在行为模式上更多表现为通过一系列多边规则的建立，形成规则之间的制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就表现出明显的形态畸变。从功能方面看，东亚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了以规则为框架的“东盟中心”多边对话机制。如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的海洋互联互通与国际沿海经济带建设，“东盟十国+”的RCEP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东亚海洋多边经贸对话出现适应性进化等，但这些多边对话机制受到了来自海洋方向的冲击。?0?2自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轻视或舍弃了对“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传统规则的改制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新规则的创制实践，转而主要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另外的海上经贸规则的搭建。例如，美国加强与日、印、澳、新等国家的合作，并对美韩、美日等双边贸易协定加以修订，和澳大利亚、日本一道发起“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投资计划，基于其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航道、经贸等方面的优势，从规则上与中国进行竞争。

新兴的“小型安全区域主义”是美国在东亚海洋方向追求的比较优势的重心，其底色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0?2在地区安全上，美国组建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尤以“印太”框架下的QUAD最为典型。拜登执政伊始，便将对话提级并举行四方领导人会议。这一小多边安全机制的复活、升级，无论是在成员还是功能上，相较比于“东盟+”规则体系，已经在原有东亚海洋规则框架下产生重叠与嵌套，在冲击东盟中心的同时又将中国排除在外，反映出竞争性地区主义发展导向在经济与安全上的双重不确定性。

美国以新议题设置为导向的规则外化

美国借助话语权优势和议程设置能力组建议题联盟，即“在特定情势下针对特定议题解决具体任务的合作方式”，其外在化的规则形式直接反映了美国对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一贯运用。?0?2从连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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