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51:45，全文字数：50806。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前身）举办“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被中日教育界称为“大平班”，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派遣日方专家来华授课并提供图书资料。“大平班”实施5年，每年招收120名大?W日语教师，总共培训了大约600名学员，他们成为中国日语教师的中坚力量。鉴于“大平班”取得的良好反响，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在1985年9月合作创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地点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先后成立，尤其是1985年成立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利用“中日合作与共同培养”（“中日合作与共同培养”主要表现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参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共同实施运营，日本不仅派遣日方学者来华和负责招收赴日研究生，而且提供经费，支持中心运营、出版各种刊物，捐赠图书和器材。参见：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事?I［EB/OL］.（2021-08）［2021-12-20］.https：//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support/bj/.）的教学方式，至今已培养1 500余名研究生及进修学员（根据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彭卫宁老师的采访。），为中国日本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大量翻译日本和其他国家关于日本研究的最新成果，譬如《日本的修史与史学》以及多卷《国外史学动态》等，在邪马台国、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战后改革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取得了丰硕业绩［9］，引起了日本学界关注。1988-1990年，日本六兴出版社陆续出版由中国学者编著的13卷本《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分别是：沈仁安『倭国と?|アジア』，王金林『奈良文化と唐文化』，??玉祥『??政?丐?|アジア』，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易』，王家?『日中儒教の比?』，?瓮蚝汀好髦尉S新と中国』，周??乾『明治の??g?展と中国』，?家?、??啬稀喝罩薪???伪容^』，俞辛?l『?O文の革命??婴热毡尽唬?蚍濉喝毡茎榨ˉ伐亥啶闻d亡』，沈才彬『天皇と中国皇帝』，易?石『日本の大?政策と中国?|北』，武安隆、熊??『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得到日本学者肯定，日本历史学会也出版评论专刊。例如，家永三郎说：“中国人怎样看日本历史，许多日本人几乎不知道。通过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的这套丛书，可以知晓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历史观，这无疑对于仅以日本人的眼光看待日本历史的我们会以极大的启发。”远山茂树也指出：“最近10年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发展惊人，出现了两国间活泼的学术交流成果。丛书的研究者中也有我的友人，让我颇受感动的是他们谦虚地学习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真挚态度和站在历史大潮前坚持尖锐且率直批判的态度。”［10］

倘若中国学者的著述只被日本学者视为一种域外视角，那么中日两国学者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共同研究，则标志着中日学术交流进入到一个新发展阶段，双方可以同台竞技，切磋交流。1988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在北京大学举办“中日大化改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得到日方参会学者一致好评。门胁祯二说：“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报告非常丰富，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了解了中国方面关于阶级问题和社会性质、政治史、外交、思想等，以及其他个别问题上的研究动向和观点。”鬼头清明也说道：“我来中国之前，一直对能否开好这次研讨会抱怀疑态度。在日本学者看来，搞日本史，特别是古代史，只有我们日本人最有发言权，作为外国人的中国学者，能够和日本学者进行对谈吗？……经过三天的研讨，我的疑惧消除了，而且从中日学者的报告中，受到了很多启发。中日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大化改新进行探究，是很有启发性的。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继续召开。”［11］另外，1996年，周一良、中西进等数位中日学者合著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成为两国学术合作与交流的象征性事件。周一良在序言中指出：“每卷都是中日两国学者合写，各自从不同侧面阐述本卷主题。用这种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书写文化交流史，恐怕还是本书首创。各个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或互有联系，或各自独立，其间并不要求整齐划一，而是百花齐放，起到交流作用。”［12］

这一时期中日关于日本研究的学术交流呈现如下特点：（1）知识流动的非对称性。从人员交流上看，这一时期在日本研究领域，日本学者无疑居于“师”的位置，学问流动呈日本向中国流动强于中国向日本流动的态势。（2）中国这时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尚未形成全面的真正对话局面，“大多还停留在交换观点、互通信息的层面，通过合作研究取得共识的成果相对较少，各说各话的现象较为普遍”。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在历史研究、日本式经营、现代化研究等方面中日学界形成了共鸣和交流。（3）这一时期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过程中，中国学界的日本研究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不仅方法上日益多元，资料上不断丰富，质量和水平也逐步提升，基于强烈中国问题意识而形成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仅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出现了将思想史研究与翻译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大众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诸多跨学科研究成果［13］。

（二）2000—2010年：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伴随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持续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以及中日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日关系也“从原来的‘友谊第一到‘实务交流，最终陷入‘政冷经热的状态”［14］，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而与之相对，两国学术交流却呈继续上升和扩大态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对外开放的深化进一步助推国际学术交流规模的扩大，中日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远超以往的任何时期”［15］11。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出现以下亮点：

第一，智库交流活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学术型智库在这一时期表现活跃，与日本的学术研究机构、基金会或财团、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保持密切交流关系，并在联合研究、信息共享、举办会议等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在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譬如，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松下政经塾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举办“21世纪中日经济合作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两国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学者等百余人，就中日关系与经贸合作、东亚经济共同体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另外，在2000-2008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冈崎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五届“中日安全对话研讨会”，中日两方轮流举办，就历史问题、中日安全、战略关系、东海问题、日本政局与中日政治关系、东亚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时任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第四次会议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态势良好，这与中日两国学者的坦率交流和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中日安全对话学术研讨会这一模式及其成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6］

第二，中日合作研究取得明显进展。历史问题是日本与亚洲近邻改善关系绕不开的一个问题。1995年，根据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提议，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其中一环是中日之间开展

提醒您：因为《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一文较长还有下一页，点击下面数字可以进行阅读！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在线阅读地址：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