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51:45，全文字数：50806。

第二，形成了一些品牌性学术交流项目。2005年，为加强中日相互理解，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与日本“言论NPO”联合举办第一届“北京-东京论坛”，成为中国新闻界、学术界与日本民间组织首次合作搭建的民间对话及交流平台，一年一度在北京和东京轮流召开。2015年，中国外文局代替中国日报社，开始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该论坛。主办方在广泛征求两国政治、经济、媒体、学术等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基础上确定每年论坛主题，邀请中日各领域专家同台对话，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思路和建议。其间，中日共同实施“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论坛提供重要民意参考，既有利于各方了解两国民意状况，也有助于增进中日民众的相互理解。经过17年的发展，“北京-东京论坛”已成为中日间历时最长、议题范围最广、官民高度重视的交流平台。据中方公布的《2021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24］可知，在中日民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中，“学者和研究者间的交流”占比34.2%，仅次于“媒体交流”的41.1%，已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途径。图2显示了2010—2021年间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的比率。正如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在2015年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上所言：“希望今后中日智库继续加强学术交流，通过列举具体课题和开展合作研究，直面中日关系的难点问题与重大关切，为双方认识过去、把握现在、思考未来提供新思想和新洞见。”［25］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的国际交流品牌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2011年开始承办，已成功举办12届，邀请两国政要和知名学者参会，唐家璇、戴秉国、顾秀莲、刘延东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日本国原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等均受邀出席并致辞，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力。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人民网、环球网、《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本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NHK）、《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赤旗》、朝日电视台、富士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予以采访和报道，在海内外受到关注。

“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国际学术大会是近年以中日韩为主、面向全球日本研究者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自2016年发起成立以?恚?磕昃侔煲唤欤?行Т俳?烁鞴?д呒涞慕涣鳎?⑷〉媒虾玫难芯亢徒涣餍Ч?１本┩夤?锎笱У澄?笔榧恰⒏毙３ぜ治募?诘诹?齑蠡嵘现赋觯骸把?踅涣饔欣?诖俳?鞴?叵到】捣⒄梗?菇ㄈ死嗝?斯餐?濉ＯＭ??谕庥牖嵫д撸?芙璐似趸?浞址窒碇?丁⒔涣骷?狻⑴鲎菜嘉??し⒏?愕氖咏恰⒏?淼氖右昂透?碌乃枷耄???毖恰⒍?悄酥潦澜绲娜毡狙а芯孔龀龌??毕住！保?6］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理事佐藤百合也表示，希望大会能为跨地域日本研究以及培养新一代研究者、深化东亚区域合作创造新的契机。

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从主体性上讲，相比日本，中国日本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梯队呈现年轻化。以中国的日本历史研究为例，第三代学者（51～60岁）成为领军人物，第四代、第五代学者（31～50岁，占比为44%）开始崭露头角。日本研究开始被放到国际视野下加以研究，原本相对比较封闭的学科属性有了很大改变。非日本研究专业出身的人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协同攻关的局面。特别是伴随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成立，跨学科融创的局面日趋明显。譬如，中国学界开始关注俄乌冲突等国际大事对日本的影响、欧美学界的日本研究状况（譬如，《日本学刊》开设了“海外日本研究”专栏，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创办了“国际日本研究书讯”。），等等。

第二，从互动性上看，这一时期虽遭遇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但中日双方学术交流仍显逐步加深之势。双方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一些焦点，譬如，在日本史研究方面围绕近世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等问题，在日本政治研究方面围绕日本政治右倾化、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等问题，在日本经济研究方面围绕安倍经济学、新资本主义、经济安保等问题，在外交方面围绕新时代中日关系、日美同盟等问题，在社会文化方面围绕少子老龄化、民族保守主义等问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围绕东亚观、和平主义等问题，形成了共鸣。不仅如此，双方还积极构建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譬如“北京-东京论坛”“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东亚日本研究者协议会”等，保障了交流的稳定性和影响力。

第三，从专业性上看，“尽管学术交流是一种民间交流形式，实质上却是政府外交的一部分”［27］。伴随着数量庞大的中国高校日本研究中心的建立，对日交流呈现交叉学科特点，因为这些中心往往由所在院校的各专业涉日研究人员构成，客观上提升了对日交流的专业范围和效果；作为具有智库属性的涉日研究中心，开始关注现当代日本问题，对加强中日相互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明显的“民间外交”属性。

三、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特征

观察一个事物基本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的历史维度，一个是横向的社会环境维度，对中日学术交流特征的把握也可大致从这两个维度探讨，即将之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亦或将之置于中日社会环境中加以讨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双方地位渐趋平等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科研水平，中方都处于发展阶段，日方出于对侵华战争的补偿心理及促进相互理解的需要，在关于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第一个阶段整体上处于“输出方”。例如，日本向中国派遣专家培训中国的大学日语教师；向中国捐赠资金，协助建设专门的日本研究基础设施；设立各种基金资助学术交流等。

进入21世纪后，中日学术交流逐渐呈现平等化趋势。首先，资金支持渐趋平等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15］49，中方能独自出资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聘请外国专家讲学、出国访学和调研等。2007年成立的中国留学基金会开始为中国学子赴日留学提供支持。此后没多久，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开始削减对中国日本研究者的资金支持，只“对以研究日本、促?知识交流为主题，增进中日以及亚洲各国相互理解为目的的研讨会、座谈会、交流会、出版等项目提供小额资金援助”［28］。其次，人员交流渐趋平衡化。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中日学者往来人数渐趋均衡；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中方出资邀请日本学者和专家访华的情况。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2019年开始实施“日本青年学者访华团”项目，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著名高校和智库的10位青年学者和专家访问中国，该项目当年被外交部列入“中日青少年交流推进年”活动［29］。再次，知识流动渐趋平衡化。这一时期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中国第三代学者和包括大量海外学成者在内的第四代学者成为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支柱，他们无论在理论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水平都得到长足提高，有些研究成果甚至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许多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中日学界争鸣的局面。

（二）行为主体渐趋多元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学术交流的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30］46-47，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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