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51:45，全文字数：50806。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人员与团体的多元化。

第一，人员渐趋多元化。除海外留学博士加入两国学术交流活动外，一些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也参与其中。“随着国际高等教育的日渐活跃，学生交流和各种共同学位项目得以顺利开展。”［30］4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赴日留学归国的博士明显增多。据园田茂人分析：“1980—2005年间，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与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基本等同，2005—2010年间，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但是2010—2018年间，在日本获取学位的人数不断增多，一直居于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者之上。”［31］大量博士在日本学成回国后，成为推进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力量。而相当数量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者相继跨越学科界限，参与到中日学术交流中，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现象。

第二，团体日益多元化。首先，传统的以日中友好七团体（日中友好七团体：日中友好协会（1950年建立）、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1954年建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56年建立）、日中经济协会（1972年建立）、日中友好议员联盟（1977年建立）、日中协会（1975年建立）、日中友好会馆（1983年建立）。）为首的民间团体在这一时期继续发挥作用。七团体会长在2006年和2012年联袂访华，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重要贡献。其次，大量新成立的智库也参与到中日学术交流中。中国智库建设在21世纪进入发展期，智库数量从2007年的103个增长到2020年的137个［32］，而日本的智库建设则进入了整合期，其中“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东亚论坛（EAF）”、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日本国际论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日本知名智库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作用。再次，NPO成为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主体。随着20世纪末日本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出台，日本NPO迎来繁荣时期。除传统的日本学术振兴会、日本财团等财团法人外，日中学术交流中心、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中产学交流推进协议会、日本岛根和中国宁夏友好交流协会、日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等也通过调查研究、培育人才、国际合作等事业，参与到两国学术交流中，为构建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做出了贡献。

（三）相对稳定性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政治关系时有起伏，而“文化交流、语言教学、国际化人才培养，以及智库间的合作等中日人文教育交流平台的建设，已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粘合剂、催化剂和润滑剂”［33］。“学术交流尽管时常受到两国间甚至多国间国家关系的影响，但是其成果却独立于政治和外交问题，并对创造文化和才智，以及振兴和发展科学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是确保继续对话的渠道”［30］48。在2010年中日间发生钓鱼岛争端后，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和资源开发问题，中日关系陷入“冰冻期”，并出现了“民间交流的停滞和国民感情的对立”［21］34，但是诸如“北京-东京论坛”等学术交流项目始终秉承“坦诚对话、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的宗旨，继续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重要渠道和智力支持。

四、中日学术交流的作用及前景

中日学术交流作为对两国官方交流的一种重要补充，在深化对学问本身的讨论和研究之外，还对促进两国政府和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只有文化和文化交流才能创造历史的‘起伏”［1］527。

“当中日关系顺利发展时，民众间的交流就异常活跃，不仅促进经贸和文化交流，也为改善政治关系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反之，当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且外交问题层出不穷时，国民感情将随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甚至影响民众的相互理解和交流。”［27］42-43纵观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与摩擦期”，还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的“冷淡期”，亦或是2010年钓鱼岛争端后的“冰冻期”，中日学术交流的进程并未与中日关系同调，反而呈现“递进和互动”［27］43的关系。这恰恰说明学术交流区别于一般民间交流之所在。学术交流以主体性和专业性为依凭，能够作为“1.5轨”稳定地助推中日关系发展。

中日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存在诸多共识。在2017年9月29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部分中国高校与日本高校代表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不仅为支持智库建设与探索人文交流机制提供平台，而且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如小岛康誉所言：“中日民众从邦交正常化至今的‘中日友好阶段，步入‘中日相互理解的第二?段，但是‘相互理解的实践远比‘呼吁友好困难，实际上‘促进相互理解更重要。”［7］34-35为此，未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似乎应重视如下几点：

第一，双方应积极构建中日知识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已经不专指同一职业的共同知识基础，也不再指知识分子在一定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性学术群体，而是指一种造成共享性知识、跨越文化、国家与时代的共同性知识立场。”［34］7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本土文化的梳理与重构、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跨时代的互动与明察”［34］7。中日尽管“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将影响国家间知识共同体的形成”［35］，但是两国民众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是建立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第二，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不仅仅是无论政治外交关系如何变动，仍要不断扩大双方学术交流规模，提升学术交流水平，还应将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大众开放、传播。正如蒋立峰和杨栋梁所言，“‘草根日本学的兴起，意味着中国的日本研究已打破专家学者垄断话语权的局面”［14］8，专家也具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真知灼见，传递彼此国家声音的责任。

第三，应加强媒体宣传和引导。根据最新公布的“2021年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结果，“89.7%的中国受访者和95.9%的日本受访者都通过本国新闻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等）获得关于对方国家和中日关系的信息，83.7%的中国受访者更认为本国媒体对改善中日关系与促进民众相互理解做出重要贡献”［36］。今后的中日学术交流应注重加强与双方媒体的交流，向两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传达客观情况及正确的价值观念，增信释疑，促进相互理解，增进共识。

结 语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学术交流作为对官方交流的重要补充，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50年来，伴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化和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主体逐渐多元化，既有大量归国博士生、国关国政研究者的加入，也有非政府组织的加盟，形成不同层次的稳定的交流渠道。5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与日本学界同台对话、双向交流的局面。譬如，对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中日学界都高度关注，日本学界出现了小熊英二编著《平成史》、保阪正康著《平成史：1989—2019》、吉田俊哉著《平成史讲义》等著作，中国学界也出版了杨伯江主编的《平成时代：日本三十年发展轨迹与前瞻》，这些著述共同奠定了国际平成学研究的学科基础。50年来，中日学术交流未受两国政治关系的波动干扰，始终保持对话通道，体现了学术交流的专业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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