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51:45，全文字数：50806。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学术交流

��同历史研究。即日方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中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双方以课题形式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并各自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从1998年持续至2004年的这次共同历史研究，虽然中方只是以“协助者”的身份从事研究，但为此后的中日共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门确定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选出10位专家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秉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共识，以正视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精神，对中日2 000多年交往史、近代史和战后60年发展史进行共同研究。两国学者按照双方共同确定的研究框架开展研究，从2006年持续到2009年，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学术交流的标志性事件。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当中日政治对立激化时，历史对话就成为缓和这种对立的尝试。”［17］步平认为，中日学者虽然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共同历史研究为历史认识存在分歧的两国学者提供了阐述各自见解与了解对方观点，以及冷静对话和讨论的平台，而且推动双方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和暴行问题上取得共识［18］，为在民众间建立跨国的历史认识提供模板，为从政治层面定位中日历史问题提供重要的学术依据［19］，为推动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实际上，早在1982年“中日韩就以当时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为契机，围绕历史教育开展对话和交流”［20］，有效推动了国际性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材的撰写，2005年中日韩三国历史学家合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是其中重要成果。

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从主体性上讲，一批经过专业系统训练的中青年学者展露头角，而且伴随网络化研究资料入手的便利化以及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中国学人逐渐掌握了最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能站在国际日本研究的前沿，与国际同行同台对话。譬如，仅就思想研究领域，2010年代中国学界的日本人中国观研究（代表成果有吴光辉：《日本的中??蜗蟆罚?嗣癯霭嫔纾?010年；诸葛蔚东：《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刘家鑫：《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现代化思想研究（代表成果有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于桂芬：《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李少军：《甲午战争前后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等。）、社会思潮研究（代表成果有高增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处于国际学术前沿位置。

第二，从互动性上讲，中日两国学界的互动性明显增强。一方面，从人员上看，双向流动更趋均衡；另一方面，从学问本身看，前一阶段各说各话的局面明显改观，双方就一些共通性问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甚至在政府推动下，围绕历史问题开展了持续性共同研究，促进了双方学术界甚至民众的相互理解，并为改善两国关系奠定了知识基础。

第三，从专业性上讲，学术交流进一步深化，交流范围进一步拓展，呈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叉融合的倾向。除传统的各学科研究领域取得可喜进展外，智库交流在这一时期也崭露头角，通过开展共同研究、学术会议、合作调研等方式，两国智库为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2010—2022年：日本研究学术交流的拓展期

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2010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首先，以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日本巡逻船冲撞中国渔船事件为标志，中日关系恶化，而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又进一步使“中日关系陷入深刻的对立状态”［21］27。其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后两国差距进一步拉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2年中国的GDP已是日本的4倍，使日本颇受冲击，中日关系迎来所谓“错肩期”。这一时期围绕日本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呈现以下亮点：

第一，智库成为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主体。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教育部在2011年推出“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并在2017年进一步将国别与区域研究上升至国家工程，2021年将其明确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截至2019年12月，“教育部已在全国大学范围内正式建立42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以及395个非正式的备案研究中心，总共437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22］其中，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日本研究中心主要有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如图1所示，中国的智库建设分别在2009年和2020年出现两个高峰期，到2020年已建成1 413个智库，在世界上数量仅次于美国。新的智库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反映出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也表明以智库为载体的“1.5轨”交流在新世纪对外交流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一方面，中日智库积极搭建学术对话平台，加强双方学术交流。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中日双边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始于1985年，每年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轮流主办，2022年12月6日，双方在线联合举办第36届中日双边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经济新闻社、日本学习院大学和《读卖新闻》等中日智库、媒体代表参会，就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交流合作历程、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深入讨论。中日两国学者均认为，加强智库间学术交流对于深化两国间的理解与互信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智库还与传统的日本研究机构、学会一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譬如，2018年7月，中国日本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学刊》《世界历史》《历史教学》《外国问题研究》《日本问题研究》《日本研究》等杂志社协办“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美国维克森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智库百余位知名学者与会。参会者一致认为：“此次明治维新会议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明治维新再探讨之后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动态梳理、学术传承和创新启航”［23］101，“无疑将对推进国际明治维新研究和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奉献一束新的成果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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