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20:51，全文字数：52099。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14)邱泽奇、李澄一：《三秩归一与秩序分化——新产业触发乡村秩序变迁的逻辑》，《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2期。因此，在农村电商从自组织到市场秩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性作用。(15)门豪：《从自组织到市场秩序:淘宝村的发展与治理(2009-2019)——基于“曹村”的个案》，《深圳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同时，农村电商的规模化发展和产业集聚，推动“电商资本”的新一轮下乡，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影响因素。(16)周浪：《另一种“资本下乡”——电商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与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2期。农村电商下乡改变了村民的选择和村庄的治村逻辑，在此基础上，唯有提高技术赋权的有效性才能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17)周敏、聂玉霞：《“技术下乡”中的治村逻辑与村民选择》，《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1期。，为乡村治理转型增添强大动能(18)李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政策创新》，《经济体制改革》2022年第3期。。在此情境下，农村电商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能，面对发展中出现的现状和问题，地方政府持续优化制度安排和服务供给，注重对农村电商内生增长机制的培育和营商环境的改善。(19)郭凯凯、高启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机遇、挑战及对策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2年第2期。

以上研究实际上反映出电商赋能县域乡村发展与地方政策供给之间存在着问题，必须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中的主导作用，促使二者合力的形成。(20)刘承昊：《乡村振兴:电商赋能与地方政府外部供给的困境与对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基层治理面临着农村电商制度供给的困境，需要进行路径创新。(21)聂召英、王伊欢：《农村电商制度的供给困境与创新路径》，《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1期。在农村电商的具体实践中，国家、政府和农民网商在构建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时遵循着不同的制度逻辑，导致其难以完全契合电商的发展需求。(22)聂召英、王伊欢：《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适应性问题研究——以S省H市C县D镇农村电商的实践为例》，《世界农业》2021年第4期。总之，既有研究只是通过分析简单总结出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着供给困境，但研究尚未具体到农村电商在基层治理中遭遇的供需困境内容以及背后的机制。

然而，学界目前的研究趋向于进行粗线条的概括，既缺乏管理学的视角，也缺少经验研究与理论知识高度契合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从“供给—需求”的角度，以电商村为研究对象，探究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互动，才能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田野调查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得经验性材料。因农村电商对地理位置、产业基础、人力资本、政府支持等要素有较高的要求，所以笔者选择了拥有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丰厚、产业链成熟等要素的中国东部和中部电商村作为调研对象。本文将4个电商村(S省M市S村、B市W村、H市D村和N省Y市Z村)作为研究对象，笔者在每个电商村(镇)进行驻村调研。在电商村内，笔者将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本地化产品的农民网商作为主要深度访谈对象，其次调研农村电商产业链条上进行生产经营的从业者与农民网商之间的生产关系，例如店铺客服、美工、摄影人员、代运营者、快递人员、辅料生产销售者等。在熟悉不同电商村、电商产业的基础上，笔者重点关注基层政府提供的电商公共服务具体内容，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供给和分配方式等。为了获悉这一信息，笔者对商务局、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乡镇政府等机构进行了调研，对相关行政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至少1个小时左右。为了弥补个人田野调研所获经验材料有局限性的缺陷，笔者多次参与电商活动节、电商论坛等活动，以此获得其他省市电商村生产经营实践的资料。

S省M市S村、B市W村、H市D村和N省Y市Z村等电商村，虽然在电商平台场域所售产品不同，但均是典型的基于村庄内传统产业而形成的内生性的电商发展模式。电商村以主打产品为中心，以农民网商为主要联结点，不断建构与产品、电商市场取向和结构高度相关的产业网络关系。在与电商市场的冲击、互动之中，电商村内部产品、产业链结构、代际分工、人地关系和空间关系等要素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电商市场的消费趋势和趣味。

S省M市S村主要销售类目是石膏玩偶，占市场份额的90%以上，主要以物流作为运输方式。基层政府通过扶持地方企业、线上免费宣传、免费发放环评合格证书等方式加强石膏玩偶线上销售的规范化程度。S省B市W村主要销售类目为草柳编制品及衍生品，基层政府为其提供了电商产业园、电商协会、企业孵化等服务，以满足电商产业发展的空间拓展、价格规范等需求。S省H市D村主要销售类目为演出服，品类包括汉服、合唱服、军装等，以汉服为例，H市的电商村在电商平台以价格优势作为武器逐渐占据了汉服市场份额的1/3。基层政府将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模式之一，为其提供了专门化的电商服务机构、电商产业园、交易市集、土地、电商物流公共平台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N省Y市Z电商村主要销售类目为大鼓，生产和销售了全国近八成以上的大鼓，品种有堂鼓、花鼓、非洲鼓等近百种。为解决制鼓场所上空间布局家庭化分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紧缺等问题，基层政府对土地进行规划，为其建设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以集聚制鼓企业，对其生产和运营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

四、数字化背景下基层治理过程中公共服务内容供需非适应性的表征

在数字经济持续无序扩张时，电商村、电商镇获得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机。随着其经济、社会、政治等效应的增强，反向激励着基层政府改变治理思维，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然而，基层政府被动式地供给方式严重滞后于农村电商的发展需求，导致供给与需求呈现严重不匹配现象。实际上，这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普遍性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

(一)滞后的治理思维与数字经济持续扩张的发展需求

基层治理中的普遍现象是几乎所有行政官员的注意力被集中于如何应付“上级任务”，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根本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民生事项。在滞后的治理思维的影响下，政府的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几乎完全处于零进展状态，有意识地忽略持续增长的电商产业的发展需求。

N省Y市Z村经营大鼓制造、销售的电商产业，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大鼓出自Z村，并且远销至国外。2015年8月，Z村被入选为“电商村”称号，并颁发荣誉。基层政府认为这一荣誉并不重要，并未派遣相关人员去颁奖现场领奖。直到2018年，媒体采访在Z村制造并在网上销售大鼓的村长MJD，才引起基层政府的重视。媒体人CZY为了扩大大鼓电商产业的声誉和影响力，积极游说上级政府给予Z村项目、资金以及资源支持，但遭到阻碍，上级政府认为Z电商村的农民网商都非常富有，不需要援助与支持，而且扶持电商产业对基层政府没有任何益处。

B省S市YX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XY电商村，地处秦巴山腹地的深山之中，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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