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20:51，全文字数：52099。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导致国家难以把握到农村电商发展的全貌，无法设计出真正契合各个电商村发展现状和需求的政策和弹性机制。孔飞力(35)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指出，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握。因此，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面对电商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状况、新需求和各种非预期性后果，基层政府难免遭遇叠加式的治理困境。

(一)条块冲突：电商问题模糊化的治理方式

在基层运作中条块冲突造成的职能重叠、相互推诿、无人负责的治理困境一直是中国国家治理问题中不可回避且尚无有效规避措施的难点。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36)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条块冲突中的“条”，意味着职能部门需对上负责，贯彻落实土地、环保、社会保障等专门化的职能。毫无悬念，这种被人为分割的专门化职能与属地管理中统筹安排的“块”，存在着目标相异、职能重叠、评价标准相反等冲突，导致职能部门与属地管理之间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面临相互掣肘的问题。

S省M市S村的农民网商SYB，2006年开始制作石膏玩偶在电商平台和线下进行批发和零售。2013年，他购买了村民七八亩耕地建设了大棚房作为厂房。2015年，县土地局要求其拆除大棚房，开处罚单，多次予以通报。在多次通报但无整改效果的情况下，县土地局给SYB开具了十六万元的处罚通知单。在县土地局的强压之下，不甘心的SYB准备材料递交于当地镇政府提出申诉。当地镇政府无法直接反对县土地局的处罚和拆除决定，但是在无形中为SYB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镇长XQQ偏向和重视地方企业和工厂的发展，抵制县土地局的拆除行动。为了保护农村电商的发展，镇长XQQ经常陪同领导去SYB的工厂进行视察，希冀以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缓冲被拆除的风险，增加未来议价的筹码。

县土地局出于部门专属职能、立场以及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有关涉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规定的职责，对农民网商SYB购买耕地建设厂房生产金蛋的行为进行罚款、制止和叫停。乡镇政府出于对整个辖区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总揽性权力安排和责任，寄希望于通过农民自主发展农村电商来提高整个辖区内的经济水平。由此，土地局和乡镇政府的目标、职能、责任和行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交叉、矛盾和模糊的地带。中国政府体系是一种条块结合的管理体系，任何一级地方政府的管理事务都由块块政府和条条部门共同管理。(37)董强、李小云：《农村行政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权力寻租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在条块冲突的模糊地带，乡镇政府采取了柔性、迂回、模糊化处理的软治理方式。在最大限度内满足农民网商的诉求并尊重土地部门的职能，进而规避矛盾的扩大化或显性化。乡镇政府模糊化的治理方式，取得了短期性的治理效果，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产生的关键点，为矛盾的最终爆发埋下了隐患。

然而，这一治理方式使得农村电商的发展呈现出倾向和前途的模糊性，使其遭受了某种程度的阻滞。农民网商在基层两种政治力量、目标和职能之间陷入了无所适从、彷徨无依的尴尬处境之中。

(二)以利为利：基层精英合谋截留电商资源

Z村村长MJD以环保的名义、理念对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土地拨放的意愿和请求，以达到利用土地的征占和租用攫取经济资本的目的。MJD获得土地指标进行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规划和建设之初，并未计划使用其功能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是直接绕过高污染的鼓皮生产制作环节。一言以概之，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主要作为农民网商日常运营销售的场所和领导观摩的展示厅，并不是鼓皮集中化生产制作的场地。

在若要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实现产业兴旺的背景下，N省Y市的地方精英认识到制造推动产业发展的名目是获得基层政府项目、土地、资金等支持的有力翘板。N省Y市LY日报记者CZJ，积极游说市长给予Z电商村项目支持。与此同时，CZJ与Z电商村村长MJD进行合作，鼓励他一起去参加电商活动，领取A电商平台集团授予的“电商村”荣誉。CZJ认为只要有个“电商村”的荣誉加持，便可以有更多的资本与基层政府进行博弈、谈判和议价，从而最终获得项目、资金的支持。CZJ说：“只要Z村获得政府项目修建电商产业园或者公路，我就可以用自己的人脉、信息操作项目的修建工作，Z村就得依靠我的人脉和信息，那我就可以得到部分资金。”CZJ以“分我一杯羹”的积极个人取向参与到项目运作之中，以期与MJD达成合作共赢关系。最终，MJD在地方精英的支持下，向N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交关于鼓业电商发展状况的申请书，N省文化和旅游厅通过申请书并将Z村评定为“文化产业特色乡村”。N省Y市X县土地局测量土地，最终划出137亩土地筹建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在申请筹建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的过程中，MJD多次表达出“多申请土地、多申请到资金”的意愿。截至2022年3月23日，Z村已经成立鼓业协会，建成了村庄电商宣传标识、红色鼓镇等建筑物。

在地方精英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操纵和合谋之下，以“套取资金”为根本取向的财政项目的申请、获取、运作和落地，往往偏离了支持农村电商健康持续发展的初衷，更遑论解决基层治理中农村电商发展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从微观层面看，精英俘获的出现是财政项目目标偏离的关键原因。(38)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9期。地方精英在运作国家项目时，主要围绕着能申请到大量资金、土地支持的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电商协会项目。因为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涉及土地集中、修建建筑物、租售办公场所等攫取利润的环节和空间，能够快速将政策项目拨放的资金实现变现。MJD在筹备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时，联系了20多家电商户，并达成建成后入驻租用的口头协议。在熟人社会中情面的影响下，电商户口头上答应和承诺入驻将来的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并缴纳租用费用。实际上，电商户入驻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并不符合其根本利益，反而增加了往返的时间成本和场地成本。因此，在建设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的土地审批下来后，电商户纷纷反悔，不愿入驻。

显而易见，地方精英利用当地的文化网络关系整合村域资源对接和撬动政府公共服务资源时，并未真正发挥保护电商户利益、协助政府项目解决民生困境的功能和作用，反而扮演着“营利型经纪人”的角色。地方精英合谋的行动和策略等均指向资金的获得和攫取这一目标，导致电商制鼓文化产业园、电商协会等这一系列政府提供的利民性公共品反而遭到了无声的抵制，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完全被弃置不用。

(三)囚徒困境：农民网商选择的有限性

在基层政府的管制、叫停压力以及地方精英纯利己主义的结构性挤压之下，电商户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日益感受到随时可能遭受被拆移大棚房和机器设备的风险。然而，电商户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得不快速扩张自身生产经营的规模，以便快速占据竞争日益激烈的电商市场。

在此情境下，对农村社区内部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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