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20:51，全文字数：52099。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并不具备基本的区位优势和价值。XY电商村的电商户在TB电商平台集市店和商城店销售绿松石。2014年被A电商平台企业认定为“电商村”，是西部首批四个电商村之一。截至2019年，XY村全村339户共计1045人，其中电商户139户共700人，开设网店500余家，70%以上的小农户依托于农村电商实现创业就业，全村销售额突破2亿元，46%的贫困户通过从事农村电商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XY电商村农民网商代表JJM，于2019年参加经验交流会时直言：“我真的特别羡慕其他电商村，他们的地方领导都能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就是一个农民网商却不得不来参加，因为我们的领导不太关心电商的发展。”

在农村电商转型的关键时期，部分基层政府尚未意识到政府的支持与服务对于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处于“不作为”“不积极”的状态之中。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页。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不积极”源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但本质上是因支持农村电商发展的事项并未真正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或政绩评价指标纳入行政官员的考核机制之中。在考核机制的影响之下，基层政府自动识别、选择和忽视与自身政治生命发展无益之事，并在其思想上自动归类于“不需关注”的事项。因此，为了激发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山东省H市政府早在2015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全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农村电商发展纳入政府的考核指标和体系之中。

(二)隐性支持的弹性化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刚性化

顶层设计层面对地方性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宏观的或普适性的公共政策，尚未针对地方农村电商实践的具体问题和困境设计科学的制度和措施。基层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农村电商发展的政策框架内，自主探索农村电商发展的地方实践，甚至在地方制度的结构性限制下，采取了游走于法律界限边缘的权变性激励机制。

M市S村在发展和扩张以石膏玩偶为产品的电商产业过程中面临着生产场地受限的困境，部分农民网商开始偷偷挪用耕地搭建“大棚房”进行石膏玩偶的生产。因石膏玩偶取得了显著地经济成效，上级政府在调研视察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意见，为农民网商扩大生产运营规模提供了信心和支持。随之，S村大棚房在一周之内新建了36个。

在面临发展经济与维护土地基本制度的矛盾性问题时，基层政府的发展主义逻辑明显起到主导作用，促使基层政府以默许的方式鼓励农民网商(小家庭作坊)、工厂和电商企业积极扩大生产规模。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24)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年第2期。基层政府的领导者将能产生扶贫增收与共同致富效应的农村电商视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驱动力，继而使其将“经济绩效”转化为“政治绩效”，从而完成自身在官场道路上的晋升。然而，即使受到晋升的致命性诱导，在村域范围内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制约下，基层政府依旧采取了含糊不清的隐性支持策略以免被问责，导致其所谓的支持策略成为易变性因素。在这一情况下，基层政府在遭遇来自中央或上级政府的与电商发展相矛盾的政策指令时，能及时调转方向，放弃对电商发展的支持态度。2018年，在全国进行的“大棚房”问题整治运动中，即使电商产业已成为村庄的保留项目，但在政策持续下行和周边村庄舆论的双重压力下，S村不得不强制性拆除了20多个自2015年7月1日以后建设的大棚房，使得20个电商户失去关键性的生产经营资料。由此可见，基层政府对电商发展的支持态度不仅含糊不清、左右摇摆，具有较大的弹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悬浮于发展需求的表面。

2014—2015年，S省M市各级领导不断视察、指导S村农村电商发展时，并未将S村缺乏生产经营空间的矛盾作为核心问题予以重视，更未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S村书记SBC说：“那几年，领导天天下来视察，指导村容村貌建设和电商经济发展问题。”领导的视察和指导，促使S村在短期内制作了三四十个关于扶持电商发展的牌子。然而，领导的视察和指导结束后，却没有相应的电商扶持政策同步下沉至S村。

在经济绩效为政绩主要衡量指标的激励之下，基层政府致力于“展示”农村电商的发展状况和繁荣程度以彰显其政绩，而彰显政绩最直观、最有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便是建造电商产业园和制作宣传牌。最终，这导致电商村出现了大量的“僵尸电商园和展示厅”“挂牌式虚假宣传”“布景展示”等乱象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治理过程的策略性与农民网商经营的机动性

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农村手工业，总体上依旧处于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之中。在互联网经济的催化下农村电商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村的资源、环境、社会关系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张力。面对这一治理困境，基层政府选择“最经济”的方式进行治理以应对上级政府的整改任务和部分农民的情绪。实际上，基层政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推卸了治理责任，选择性地负责，并未顺利转变为服务农村的主体。(25)杨华、王会：《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N省Y市Z村以鼓业为产业基础的农村电商发展迅速，并促进了鼓业制造链中鼓皮制作行业的蓬勃发展。目前，鼓皮作坊至少有116家。在鼓皮制作生产的过程中，农民未安装任何防治污染的设施，日常作业时将相关污水、废弃物等就地放置、沉淀，对地下水、周边河流等造成严重污染，其产生的气味及腐烂物对空气产生了恶劣影响。与此同时，与制鼓相关的喷漆或刷漆行为，也产生了大量刺激性、有毒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导致Z村的空气状况持续堪忧。

实际上，基层政府迫于上级政府环保督察要求和农民举报的压力，不得不以关停电商户运作设备的方式进行回应，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地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和协调。因此，基层政府在既定目标的激励之下，经济发展和环境绩效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权衡关系。在现实运作中，当环境绩效纳入干部评价体系时，原先的互斥关系将趋向于转化为互补关系。

在自家庭院及门口空地起皮子(28)鼓皮的原材料除了羊皮外就是牛皮，牛皮分为“水牛皮”和“旱牛皮”。据当地农民介绍，一张南方的水牛皮可以起三至四层，一张北方的旱牛皮只能起一层。同时，现在很多用“起皮子机器”起皮子，比人工起的层数更多。、钉鼓皮、晾晒鼓皮的农民网商说：“环保局会不定期来查访，只要一来就给我们拉电闸、掐断电线、搬抬起皮子机器、捣毁泡鼓皮的蓄水池子。他们让我们干不成，然后他们就走了。”问及这种情况他们如何应对时，他们均表示，待环保局走后，他们打开电闸，重新修理和开启设备，继续进行日常作业，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环保局的行政人员不可能一直保持“在场”状态。

在农村社会的生产活动运行中，基层政府实施的全景敞视式治理模式并不能有效阻碍农村社会行动者的具体行动，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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