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20:51，全文字数：52099。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
——以电商村为例

��过快发展和扩张的农村电商对村域范围内的环境、水、土地等资源的使用产生了负载过重的消极效应，甚至引发了广泛的邻避冲突。(39)邻避效应指有些建设项目或者生活性活动产生的废气、废水、烟尘等对身体、环境治理和资产价值的负面影响，而临近的居民(村民)因深感与这些建设项目或生产性活动无直接利益关系，且负外部效应皆由自己承担，但收益却由集体共享，继而产生“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抵抗心理和行动。因此，大鼓生产加工者深陷“被举报、调查、叫停、反复整改、重新开张”的闭环之中，却毫无破解之道，只能被动式消极应对。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基层行政人员面临着上级政府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反复调整，由此陷入“反复整改”和“疲于应付”的治理困境。(40)李卓、郭占锋、郑永君：《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3期。基层治理的内卷化难以为电商户提供切实可行、规律化的生产经营方式调整的目标和方案，导致电商户只能反复中断生产，不断承担各项损失。显而易见，电商户的公共诉求处于基本上被忽略的状况之中，难以通过制度路径或市场路径得以表达，进而加剧了电商村内部的矛盾，为非正式制度的滋长提供了条件。

Z村因泡牛皮、刮牛皮需要大量的水电资源，造成了村庄内水电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紧张。村长MJD说：“处于上游的小组每天使用大量的水资源，几乎将水资源全部截用了，导致处于下游的小组几乎无水资源可用。村里10个小组的村民，天天因为这个打仗，矛盾很深。”据统计，规模较大的鼓皮家庭作坊的月均用水量达一千吨以上，每月电费达到一万五左右。

N省Y市基层政府不断接收到来自村民关于环境污染、水资源紧张等问题的举报信。为了保护地方环境问题，完成上级政府的环保督察任务，政府不得不暂时关停电商户生产鼓皮、喷漆等制鼓业务，拆除部分大棚房。

囚徒困境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结果，也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结果，即博弈的双方由于不合作都得不到最好的结果，都只能接受谁也不愿意得到的无奈的既不好也不是最坏的结果。(41)钱津：《“囚徒困境”案例思想的深度探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对电商户而言，与“囚徒困境”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类似，在博弈的过程中无法通过与基层政府建立起信任、合作关系而作出最优选择和安排，所以博弈的结果是持续陷入“反复关停”的困境之中，只能在夹缝之中勉强维持生计。在多方压力之下，无保护伞的电商户除了以消极方式进行抵制关停行动外，几乎无任何破解死循环的方式。在生存危机的逼迫之下，电商户不得不向村庄内的地方精英妥协，以求能获得地方精英的同情和保护。在基层政府实施了一轮强硬的关停行动后，电商户在数月之内无法进行生产鼓皮、蒙鼓皮、钉鼓皮、喷漆等制鼓的课外作业。电商户为了解决困境，主动向村委寻求帮助。

电商户主动联系Z村村委成员SYX，委婉表达了支持村委的意愿，提出主动帮助村委解决设备购买问题。SYX知道数名电商户的“支持行为”源自基层政府的叫停行动，电商户希望通过表达对村委的支持来换取SYX的保护，以默许他们继续进行鼓皮制作的生计活动。(42)电商户深信村支书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因为一方面村支书在环保督察、关闭工厂等活动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其不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拆除村庄内主路两边的“大棚房”行动中，仅村支书的“大棚房”至今未被拆除。

农村电商作为新兴经济产业，其持续运转和发展实际上依托于家庭和社区的双层体系建构的机制之中，才能实现村庄内外系统中资源、关系的合理安排和优化组合。(43)韩庆龄：《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基于山东省B县电商产业的实证调研》，《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然而，在现实运作中，部分地区的基层政府面临着发展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使其并未形成一套规范的、可运作的扶持农村电商发展的持久性制度。在此情境下，农村电商的发展经常性被中断，电商户难以真正将发展农村电商视为长久的生计方式。当电商户难以从正式化、持久性的农村电商制度安排中获得支持和保护时，必然转而求助非正式制度和规则，从而为地方精英的寻租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六、结论与建议

新的经济形态农村电商下沉至农村社会并迅速扩张后，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治理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环保等问题。因此，农村电商需要作为公权力和强制力存在的政府给予适当的控制、引导和规制，进行制度建构以适应农村电商的发展实践。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在社会之中，自律性市场并不存在。(44)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1-23页。

农村电商作为全球化、信息化与数字平台资本主义持续互动深化拓展的产物，其独特的发展属性，激发和暴露了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和内容。基层政府治理与电商村发展实践不适应、不兼容和不匹配的背后是治理主体、治理责任、治理范畴、治理界限等不清晰和混乱造成的。基层政府必须及时转变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否则将严重损害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学者通过对相同宏观制度环境且自然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的同样产业组织形式的不同发展结果的对比研究发现，政府产业发展战略与会意机制的相互配合会导致同一产业领域市场体制的显性地方差异，从而固化和拉大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别。(45)符平：《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当前，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能够生产庞大财富的全球化的经济机制，但国家和政府却未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去分配和再分配这些财富，去有效解决财富生产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社会负效应。实际上，国家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理顺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明确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统筹任务、考核目标等。基层政府治理上的不作为状态，为基层社会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造成基层政府出现公信力略微下滑的现象。因此，部分农民网商产生不信任基层政府的心理和行为，以自发的、非组织、非对抗的形式拒绝基层政府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进而导致基层政府治理的难度和复杂度进一步加大。显而易见，基层治理的根本在于形成村域层面的资源供给与发展需求之间的无缝衔接。

第一，面对农村电商发展中电商村、电商镇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新矛盾，基层政府应重新规划和界定治理主体以及职能范畴，理顺相应的责任关系，建立专门的农村电商服务和治理机构。山东省H市C县创新和增设了机构，专门服务于农村电商的发展和转型。C县设立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可突破传统的科层制限制，最大程度上持续调动和整合农村电商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直接下沉至电商村和电商镇。在C县的引导下，使得县、镇、村逐渐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树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理念，并将其内化为基层政府与电商企业、农民网商的观念、行动之中。基层政府必须避免先破坏性发展后针对性治理的粗放式、掠夺式的农村电商发展方式，避免因农村电商发展的无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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