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52:45，全文字数：44004。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5］。“石油安全观”是指日本在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前提下，认为日本自身的能源安全主要体现为石油安全，即：石油价格低廉、地缘政治稳定、石油供应充足等方面。

事实上，日本从“煤炭安全观”向“石油安全观”的认识转变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其一，能源革命的到来。能源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3个能源时期，并完成了两次能源革命（“3个能源时期”是指柴薪时期、煤炭时期和石油时期，两次能源革命是指煤炭取代柴薪燃料成为主体能源、石油又取代煤炭成为主体能源（亦称固体能源向流体能源转变）。）。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敏锐地认识到以石油为中心的第三代主体能源将迅速取代煤炭的主导地位而成为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要能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能源革命即将到来，即：从“固体能源”转向“流体能源”。日本认为实现能源革命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发展促进石油供需的双向增长。随着内燃机的发明、普及与利用，石油的开采量和提炼技术水平也相应地大幅提高，进而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和石油化工工业的诞生。另一方面，石油的大量开采和使用，反过来又促进了内燃机等动力机器设备的制造，而动力机器设备的大量生产和制造又加速了石油的开采和使用。二是大规模油田的相继发现，确保了石油的稳定供应。随着石油勘探和开采技术的进步，大量生产石油和利用石油成为现实［6］。20世纪50年代人类发现大型油田17个、60年代发现大型油田29个（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24个大型油田；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15个大型油田；20世纪90年代又发现11个大型油田。具体参见：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于2006年1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书。）。世界石油生产能力的增强，使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的期待日益高涨起来［7］2。1950年，中东的石油产量从1920年仅占世界的2%增加到16.5%（相反，以美国为主的北美石油产量下降到了54.57%。），到1970年，上升到世界产量的30.55%［7］133。

其二，石油是廉价资源。日本转变能源消费和供应结构，确立“石油安全观”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式地完成，而是在充分调查和讨论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1961年2月，通产省派遣了以土屋清为团长、稻叶秀三为副团长的欧洲能源政策调查团（土屋清和稻叶秀三当时都是煤炭矿业审议会委员，对能源领域与政府相关的信息和知识都很精通。），目的是考察欧洲各国的能源政策，为制定日本能源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同年7月，该调查团提交了题为“欧洲能源政策的要点”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石油是廉价的，而且能够获得稳定供应；当前日本“煤主油从”的能源政策缺乏综合性考虑”（关于《欧洲能源政策的要点》的详细内容可参考：1.欧洲能源政策调查团.欧洲能源政策的要点［R］.1961;2.土屋清，??修三.エネルギ?政策の新展? 欧州の?g?Bと日本の???点［M］.?|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61.）。随后，日本在调查和审议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在能源革命下，日本的主要能源应该将廉价的石油替代煤炭。

其三，石油资源具有政治属性。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的文明化，都得益于诸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20世纪70年代，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日本对石油资源产生了新的认识。日本认为石油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能源资源约束时代，享受“稳定、安全的石油供应”时代已经过去。石油在开采、运输、分配、消费等诸多环节上都与地缘政治问题紧密关联，石油价格的波动、石油产量的多少、石油汇率的高低等现象中都蕴含着石油的政治属性。

其四，构建稳定心理定势的重要性。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国内的石油储备量基本上够日本使用近两个月（从到货量的角度而言，与1973年9月相比，日本的石油供应量在10月减少了5%，11月份减少了9%，12月份减少了0.1%，到12月份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解除了对日本的供应削减；从石油库存量看，日本的石油及石油制品的库存量在1973年10月、11月、12月和1974年的1月、2月、3月分别为59.6天、56.5天、53.6天、49.2天、46.6天（上述数据参见：日本エネルギ???g研究所.?獒幞ē庭毳?`??I史［M］.?|京：?|洋??g新?笊纾?986：175-177）。）。尽管如此，日本还是爆发了战后以来对其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日本认识到：在现实中即使石油充足，但石油危机也可能会发生（事实上，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和心理的互动影响。现实中物品没有出现不足，但如果需求者得到了物品不足的信息，并加以相信的话，就会导致现实中的物质短缺，进而就容易引起“假需求的增大——现实的物质不足——需求方心理不安的增强——大量囤积”的恶性循环。）。可见，石油危机之所以对日本的打击如此严重，不仅是由于日本在能源管理上存在著制度缺失，同时，也是民众缺乏稳定的“心理定势”的结果。

其五，推动两个转变的必要性。当时，日本推行的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工业化模式，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中，其能源供应体系就显得相当脆弱。为解决上述问题，日本认为应该完成两个转变。一是应将“危机”转向“契机”。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认识到其能源外交对于石油危机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本之道在于尽早进行经济战略转型，构筑高技术、低能耗的新经济体系。换言之，日本认为应该将“石油危机”转化成经济转型的“契机”。二是应将“能源危机管理”转向“能源预防管理”。石油危机在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影响深远的教训的同时，也催生了日本对能源危机管理的新认识。即：应该把对石油危机的无序应急管理纳入到有序的预防管理和常态管理之中。对此，日本在制度层面，组建了能源危机管理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能源法律法规，以预防、规避、弱化和有序应对能源危机的再次到来。事实上，日本从石油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能源政策设计及其制定，基本上都是围绕上述两个转变展开的。

综上，战后日本的主要能源结构从“固体能源”转变为“流体能源”，其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也从“煤炭安全观”转移到“石油安全观”。无论是“煤炭安全观”还是“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要能源的安全观，两种安全观是日本构建能源安全保障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在政策设计及其实践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即：日本认为“能源供应的量越多越安全”“能源稳定供应就是能源安全”。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对能源安全认识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

二、综合能源安全观：从“3E安全观”到“3E+S安全观” （1992—至今）

20世纪90年代，伴随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凸显，人类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模式及目标。由此，日本从国内外能源、经济和环境等实际情况出发，摒弃了传统的以稳定为核心的“单一能源安全观”，树立了“能源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能源安全观。1992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综合能源调查会、产业技术审议会及各能源环境特别部会共同召开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三位一体”的“3E安全观”，即：将能源稳定供应（Energy Security）、经济发展（Economic Growth）和环境保护（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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