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探析
——基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文本内容分析

东亚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探析
——基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文本内容分析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34:46，全文字数：51912。

东亚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探析
——基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文本内容分析

��段的调整。《农村振兴法》依托于韩国经济开发的两个五年计划[10]75-84，于1962年得以正式颁布时，其地位就被定位为“农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大法”。该法以增进农民福利为施政目标，对农村振兴事业相关试验研究、启蒙指导、技术推广以及与之相伴的指导者培训等事务提供了制度性框架，不仅可被看作二战后韩国农业复兴政策之滥觞，更为1967年韩国农村政策“轴心”——《农业基本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此后，伴随着韩国“赶超式”工业化进程与快速现代化而来城乡、产业、文化等面向逐渐陷入失衡态的现实情况，促使韩国政府不断调整农村发展策略，试图使振兴事业同“新村运动”、“地方自治改革”等社会、政治改革相互适应。概言之，《农村振兴法》可以被视为韩国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的起始环节。

据“韩国国家法令信息中心网站(https://www.law.go.kr/)”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韩国《农村振兴法》为了不断适应外部社会变迁，从1962年以来共计被修订27次[11]。本文从该网站中检索并获取《农村振兴法》历年颁布实施的韩文政策原本，并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翻译和编码分析，选取该法发生重大结构性调整的1962年、1996年、2014年的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其中，1962年版本体现的是乡村振兴的初衷及其相关制度性安排；1996年《农村振兴法》的修订，既是对韩国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应对全球化浪潮的调整，同时也开始强调在中央集权以外，通过地方自治的手段推进农业、农村的自主发展；2014年版的修订既是对韩国《农村振兴事业基本规划(2013—2017)》在法规层面的补充，更是顺应农业科技化时代趋势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结构的必然选择，从内容上来看，本次修订侧重强调通过建立加强中央政府整合农村发展资源的国家机构“农业技术实用化财团”，实现科技、资本及人力资源向农村地区的投入。鉴于此，笔者将韩国《农村振兴法》视为管窥韩国农业政策变化的重要依据，以法律文本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深入分析，并将最能体现大时代变迁与韩国农村振兴事业进行互动的三个法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历时性视角对韩国农村振兴事业发展的方向、重心及施政主体的变迁加以分析，试图从中寻求适合东亚农村振兴事业发展的制度逻辑，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事业的制度化发展提供借鉴。

(二)文本内容分析法

文本是法律条文和公共政策的重要载体，因此文本研究是法律和政策研究的基本功和重要前提。对于政策的文本研究则可大致分为语义学与语法学分析、语用学分析、政策内容分析、文献计量路径、社会网络路径等类别。政策内容分析是近20年来较为流行的方法，其目的在于追问“政府针对某一政策问题采用了哪些政策工具和政策工具组合”[12]395，强调在收集某一具体政策领域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文本特点表述进行编码，依循政策工具相关理论的指引，将编码划归为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别，再通过频次统计刻画出这一领域中政策工具的基本使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所选政策文本所涉政策工具类型、变化和组合展开分析与讨论，从而发现政府使用政策工具的内在规律，为进一步的政策效果评估奠定基础[13]。可见，政策文本是有效记述政策意图与政策过程的客观凭证[14]77。换言之，原本经过诸多正式流程已经高度程序化“固定”下来的法律和政策文本，其客观性和结构性高于问卷调查、访谈等数据和文本，能够较为客观地分析出政府的决策动机和政策机制。因此，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厘清同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内容变更，能够从客观上展现出政府权力与政策话语间的互动关系。鉴于此，笔者以政策文本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手段，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 Plus的词频及节点等功能，提取《农村振兴法》样本中政策原文中的关键信息后进行编码和量化统计，结合韩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环境，对蕴含于政策文本内容之中的韩国农村振兴政策演进逻辑进行梳理和总结。

三、央地关系变化与政策工具偏好：分析框架的构建

在对研究所选样本展开具体分析前，运用NVivo软件中内嵌的词频分析功能，通过词云图的形式分别将3年政策文件中对特定词汇重视程度进行可视化展示。如图1所示，以“留存的字根”为分组条件，设定最小词汇长度为2，选取政策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00个词汇，得到所选政策文本的词云图，其中词汇大小同词频呈正相关。

图1 《农村振兴法》样本高频词词云图

从词云图可以看出，尽管修订年份不同，所选韩国《农村振兴法》政策样本始终对 “农业”“农村”“振兴”及“研究”的相关事项保持高度关注，而“公务员”“指导”趋于弱化的同时，“地方”“团体”“机构”等词汇出现频率明显增加，体现韩国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对乡村振兴工作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基于此，本研究以政策作用力视角为基础，将政策工具维度与韩国“中央—地方”间互动模式维度相结合，由此构建出韩国《农村振兴法》政策文本的二维分析框架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厘清韩国乡村振兴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偏好与府际关系变化之间相关性的分析框架。

(一)X轴：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的运用始于公共管理学领域，为政策文本分析提供了结构化、标准化的分析框架。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种将特定工具的属性与政策目标相契合的技术性工作。基于不同划分标准，政策工具的分类研究成果繁多，研究者则根据研究对象及其具体内容选择科学合理的划分指标以促进政策分析的深化。本研究借鉴罗斯韦尔(Rothwell)和泽哥菲尔德(Zegveld)对技术创新政策工具进行分析时提出的分类方式[15]174，从政策作用力的视角出发，分别将“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三类政策工具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政策内容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政策工具的意涵进行细化，并形成若干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韩国《农村振兴法》政策内容类型

概言之，在政策作用力维度分类下，首先，“供给型政策”强调以政府资源投入为主导，为农村振兴事业发展提供直接“推动力”，具有实行效率高、成效大的优势，但政府需承担较大的投入成本。具体内容包括财政支持、公共服务、科研开发与推广、人才机构等；其次，“环境型政策”，侧重于通过间接行政手段对农村振兴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力”，通过营造稳定有序的农村发展环境，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振兴事业中，有助于激发农村市场活力，能够显著减轻政府投入负担，但施行过程及效果难以把控。内容包括金融支持、法规管制、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等，旨在为政策实践创造良好制度环境；最后，“需求型政策”，通过政府贸易管控、服务外包等手段对国内外、地区间农产品市场供需状况实施调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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