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探析
——基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文本内容分析

东亚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探析
——基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文本内容分析一文创作于：2023-03-15 04:34:46，全文字数：51912。

东亚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探析
——基于韩国《农村振兴法》的文本内容分析

��振兴事务的介入范围及深度仍受到一定限制。这与上文所提内需拉动手段的单一化有直接关系。因此，如何在保障农业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同时，激活农村地区内生动力，以减缓人口外流、产业衰败等因素造成的农村发展疲态，已成为韩国21世纪以来农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从韩国《农村振兴法》历年的调适过程来看，政府始终强调环境型政策，以法规管制为主要形式对农村地区发展进行干预。但是在拉动需求方面容易出现两个极端：在20世纪90年代过于强调地方自治的绝对性，过于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近几年在法律制度顶层设计方面较少强调央地之间的平衡，推动地区社会各类需求的政策设计相对较少。

对于中国乡村振兴而言，一方面，政府要在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方面强调环境型政策和供给型政策，始终坚持中央政府作为农业发展的“掌舵人”角色，以国家宏观调控方式为乡村指明发展方向、规范振兴环境。另一方面，国家对乡村振兴事业实施有效干预的前提是要顺应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适当将乡村振兴相关事权下放至地方政府及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使其得以在中央法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推动特色振兴事项开展，丰富乡村业态，创新振兴思路。如上海市就以《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结合当地乡村建设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并经由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为上海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力求率先实现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3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1]。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落地，最终是在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由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动员各界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落地。这就要求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也要注重从需求型政策的角度出发，合理引入和发挥市场化机制，通过政策调控手段，以强调政府购买等方式，将农村地区发展所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向乡村集聚，以满足乡村社区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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