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40:44，全文字数：78549。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了长足发展，而同样由于这种环境，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新闻媒体开始逐步摆脱党派性，走向大众化，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从19世纪中后期以揭露政府黑幕为己任的“扒粪运动”到20世纪早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中的“水门事件”，在经历长期的发展演变之后，美国媒体最终成为“第四权”或“第四等级”，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新闻媒体走向大众化并取得独立性

19世纪前期，相对于早期对政府的依附而言，美国新闻业在“诽谤罪”的法律尺度下努力争取宽松的报道环境，独立性大大增强。18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当时新闻媒体正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他观察到，美国的报刊业在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正享受着放任的出版环境，甚至在滥用这种环境。19世纪后半期，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的潮流为报纸带来了历史性变革，面向大众的“便士报”开始出现，报纸从政党的代表逐渐转变为公众的代表。这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0?2Pulitzer）的办报纲领中得以体现：“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绝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性宣传，绝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绝不丧失对穷苦人民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共福利，绝不满足于仅仅刊登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绝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所为，还是贪婪的穷人之举。”?0?2［美］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19.

从这时起，独立性和大众化成为美国新闻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报纸逐渐摆脱党派政治的束缚，开始以平民大众为受众，试图以无党派偏见的办报原则报道政府活动，以社会正义感和批判性立场关注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报纸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是社论。人们普遍认为，报纸要更好地履行监督政府权威的职能，就必须与政府和政党划清界限，而报纸社论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报纸对政党的反叛。报纸编辑试图超然于党派意志之上，对任何政党及其政策予以批评，这一点对媒体的监督质量来说十分关键。如果不能脱离党派的办报导向，报纸报道的公信力和公正性都会受损，监督的效果也会打折。因此，独立的社论对于报纸的监督功能有重大意义。这种监督政府及更活跃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意图及行动使媒体初步具有了“第四权”的地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体不断与政府进行斗争，争取更为宽松的言论出版环境，以保护“第四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1917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紧张局势，美国国会颁布《间谍法》，1918年又通过了《煽动法》，将矛头对准言论环境。大批社会主义者如查尔斯·申克（Charles?0?2Schenck）、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0?2Victor?0?2Debs）等因分发反对一战的传单或者发表拥护共产主义的言论而被控违法或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为了对抗一战期间因言获罪的逆流，并进一步扩大言论出版权利，媒体及一些公民组织奋起抗争。在“基特罗诉纽约州案”（1925）中，最高法院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权利强加于各州。此后，虽有麦卡锡主义等侵犯言论和出版权利的意识形态的回潮，但这已不过是美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了。此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五角大楼文件案”（1971）等则标志着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争取权利和独立性的道路上屡战屡胜，高歌猛进。

越战及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大众媒体十分活跃，它对美国政府及其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审视、深度监督与批评质疑，媒体从业者开始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随着越战的升级，媒体记者意识到美国政府正在越战问题上向公众隐瞒信息、篡改真相，他们从质疑转向反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并以领导者的身份参与了反越战运动。美国媒体的反越战立场表明媒体第一次从国家战争的同情者转变为反对者，并竭尽全力向公众说明政府的政策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充斥着谎言。另外，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媒体报道既没有轻信来自政府的信息，也没有屈从公众舆论，而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许多报纸、杂志、电视等的新闻工作者致力于报道政府机器的黑幕，关注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探究毒品、犯罪、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尤其在战争问题上打破了政府营造的“国家一致”的言论氛围，这些都为日后“第四权”的扩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使媒体权力与声望大增的“水门事件”可以说是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及反越战运动中媒体进取精神的延续。“水门事件”使媒体牢固确立了“第四权”的地位，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后半期，“第四权”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中对美国早期政治理性化、利益集团发展、政府制度改革特别是权力制衡体制的发展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第四权”推动了美??缙谡?胃母铩？梢运担?ㄖ绞?9世纪美国政治改革的推动者。1831年至1832年，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期间目睹了报纸给美国政治带来的变化。他认为虽然报纸带有粗野偏狭的习气，但仍然为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时的报纸配合了杰克逊时期的政治改革行动，其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报纸不仅成为传播信息的主渠道，而且在拓荒时代成为开启民智的教育工具。一般认为，知情权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构成理性社会的两个基本要素。而在美国内战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尽管获得选举权的平民在增加，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在扩大，整个社会正朝着大众“民主化”的趋势蓬勃发展，然而公共教育机构的不健全和信息流通的缓慢明显阻碍了平民百姓充分地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直接地监督政府活动。不像古希腊城邦的公民那样可以聚集到一起讨论国家事务，分散在各地的联邦居民只能依赖报纸给他们提供信息和观点，以此去了解政府以及其他公民在做什么，因此，报纸所提供的信息在通信手段单一的时代更显得珍贵。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美国的地方报纸十分繁荣，而这种繁荣促进了民主实验的成功。?0?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09210.第二，报纸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创造了公共领域。现代理性国家的标志就是公域和私域的分开，而媒体对公域的形成和维护起到关键作用。哈贝马斯在其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媒体与公共领域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指出，公民社会具备健全的政治论辩及公共参与机制，在其中理性与合理的论辩可以发挥实质的作用，个人不仅能发展其自身的能力，还能通过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去实践公民权，理性地塑造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体系。?0?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5.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报纸积极发挥了这一功能。报纸不仅告知人们信息，而且成为政治交流的主要社会空间，能够使公民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公开对公共事务的个人看法。因此，报纸把私人观点转变为公共舆论，增强了民众对公共利益的理解。

其次，“第四权”促进了美国利益集团的繁荣。托克维尔指出，报刊不仅和政党唇齿相依，而且和社团共生共荣。他认为，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报刊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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