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3:40:44，全文字数：78549。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0?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42.这是因为在美国社会中，人人身份“平等”，大家分散于各地，互不相识，人们需要联合也希望联合，而如果没有报刊作为联系的媒介，他们就很难找到志同道合者。有了报刊，他们就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亮光，向着这束亮光聚集，结果，相距遥远的人们就组成团体，并且通过阅读报刊上的文章来了解彼此的情况和想法。这样，尽管他们业务繁忙，还是能够获得沟通的渠道。因而，报刊使人们组成的团体获得了持久的凝聚力，促使他们完成共同的志业。同时，正是因为美国利益集团数量众多，媒体的数量也甚为可观，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0?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09.其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分权自治的国家，全国有八万多个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构越多，依法行使地方权力的人也就越多；而越需要随时知道本地和全国的事情，就越需要更多的报刊。民众最关心的是自己身边的事务，更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当地的小报刊对他们的重要性就超过了那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刊。

再次，“第四权”推动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进步，特别是推动了文官制度的建立，减少了政府腐败与特权。“丑闻揭发”作为报纸监督政府的主要行动，成为腐败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净化剂”。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时有矛盾冲突，而盛行“政党分肥制”的各级政府腐败无能，这驱使社会责任感强的报纸大量揭发政客与企业之间的金钱交易丑闻，如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0?2Simpson?0?2Grant）任总统时层出不穷的贿赂诈骗问题被迅速揭露出来，直接导致了共和党政府的国会选举失败。《纽约时报》等报纸和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Edwin?0?2Lawrence?0?2Godkin）等报刊主编坚持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不屈服于政治集团的威胁，抨击道德败坏的政客，积极倡导改革文官制度，对“政党分肥制”进行了声讨，从而迫使立法者通过新法律结束了这一腐败的官员任用制度。20世纪初，托拉斯垄断和政治机器的腐败使媒体站在社会改革的立场上，发动了“扒粪运动”，将揭发丑闻的战斗推向顶峰。“扒粪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战果卓著。另外，媒体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市政改革。例如，《堪萨斯城明星报》的创办人威廉姆·纳尔逊?0?2（William?0?2Nelson）直接发动了对堪萨斯城这个落后城市的改革；《明星报》为改良公共交通而奋斗，同政客和赌徒作斗争，改善了城市环境，帮助堪萨斯城建立起市政委员会制。?0?2［美］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11212.?0?2可以说，这一时期，报纸杂志对经济政治特权阶层的讨伐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媒体对丑闻的挖掘唤起了广泛的公众舆论，为进步主义政治力量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舆论基础，为“保证经济、政治的进步和一种更公正的社会模式”发挥了强大影响力，以致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被称为“人民的斗士”。?0?2［美］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80.

最后，“第四权”部分修正了美国权力制衡的缺陷，保障了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水门事件”被公认为是媒体权力在新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一方面树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调查性新闻媒体的形象，另一方面，从“第四权”对当代美国政治体制的意义这一角度而言，“水门事件”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笔者认为，媒体在这个事件中所做的不仅仅是把一个总统给拉下了马，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完善整个政治体制、强化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关键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水门事件”中媒体影响政治机器运转的大致过程：《华盛顿邮报》记者进行调查——独家披露——其他媒体跟进报道——引起公众关注——国会和司法部门正式调查取证——公众群情激愤——尼克松被迫辞职——国会通过修补性立法。纵观整个过程，尽管媒体没有直接导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0?2Nixon）总统辞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水门事件”中新闻媒体自始至终都表达了对白宫行为动向的强烈关注。媒体的追踪报道使公众舆论倾向发生了改变——从信任总统转为怀疑总统，直至对总统滥用职权以及欺骗行为产生愤怒。媒体的口诛笔伐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谴责，成为推动国会及法院展开调查程序的直接动力。有观点认为，即使没有新闻界的参与，“水门事件”也会导致尼克松下台，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党派利益之争再加上国会及法院的相互制衡同样会导致这个结果。?0?2Mark?0?2Feldstein.?0?2The?0?2Myth?0?2of?0?2the?0?2Medias?0?2Role?0?2in?0?2Watergate［EB/OL］.?0?2（19740809）［20221101］.?0?2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6813.这种观点也许过高估计了美国政治机器的自我修补机能。

不可否认，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的确精心地利用了政府权力部门之间相对独立运作和互相监督的复杂关系，使政府机构能够在宪法的保障和约束下平稳运转，避免美国出现统治者因权力失去控制而出现暴政的危险。尽管如此，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制度内的监督制衡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后半期联邦政府的“政党分赃制”和市政当局的贪污腐化都暴露了政府机构内部监督不力的问题。还有越战时期美国行政当局的一意孤行、国会的软弱，以及司法机构“回避政治问题”的立场，都造成了越战的不断升级，使美国“深陷泥潭”。“水门事件”发生前后，尼克松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独断专行，虽然引起国会两院的不满，但总统仍然可以通过拦截国会拨款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国会显然也没有有效地制约住总统权力的膨胀。即使在“水门事件”发生后，联邦调查局也基本持一种消极态度。权力部门之间关系的不平衡是现代权力结构组成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媒体“第四权”的地位及其监督职能才显得尤其珍贵。

那么，在“水门事件”中，媒体具体如何影响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呢？一是“水门事件”暴露了权力监督机制的缺陷。正如上文所说，三权分立且制衡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政府官员不滥用职权，或者杜绝政治腐败现象。事实上，当权者不可能自己约束自己，除了尼克松，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0?2Delano?0?2Roosevelt）、约翰·F·肯尼迪（John?0?2F.?0?2Kennedy）、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0?2Baines?0?2Johnson）等在其总统任期内都不同程度地滥用过权力。而国会虽然拥有调查行政部门的权力，最初却没有积极调查，同时，最高法院历来有保持司法克制的传统，因此三权分立中的两个部门基本保持了沉默，制衡的机制显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此时作为“第四部门”的新闻媒体就充当了一种“反对党”的角色，代表“不同的声音”发言，这弥补了美国权力制衡体制的不足。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半年，《华盛顿邮报》共发表了200多篇相关文章，矛头指向尼克松政府的种种违宪行为。经过媒体的曝光，尼克松在国防外交领域滥用总统权力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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